税收征管与企业金融化

税收征管不仅发挥了保证国家收入、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会对企业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这一准自然实验,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给企业运营带来冲击,通过现金流机制和成本机制激发了企业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现金流冲击大和实体盈利能力差的企业受到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增加了短期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投机动机、提高了企业的实体投资效率。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和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的思路。     

旅游业资产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始了金融化活动。在此背景下,中国也存在经济金融化趋势,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日益凸显。文章以2008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旅游业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非金融企业资产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探讨。文章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资产金融化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抑制作用。     

企业税负、虚拟经济发展与工业企业金融化——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税收负担是否成为倒逼实体经济企业向金融投资领域进军的重要动因？虚拟经济发展在企业税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效应如何？本文使用2010—2016年A股工业企业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微观税负能显著提高工业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2）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税收负担的金融化效应更为明显；（3）虚拟经济发展将放大税负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     

企业金融化与产能过剩治理：“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

探究企业金融化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对于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金融化与产能过剩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5—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及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虽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业务同时具有“反哺效应”和“挤出效应”,但在总体上企业金融化行为加剧了产能过剩,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研发投入增加和内部资源配置优化是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改善主营业务、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渠道,而金融化导致的“挤出效应”则通过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内部管理矛盾和减少外部需求等作用渠道恶化了产能过剩。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性质、经营状况不佳、融资约束紧张的企业,其金融化过程对产能利用的负面影响更显著,尤其是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产能利用存在更大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提供了企业金融化影响产能过剩的微观证据,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微观后果与产能过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政府部门加强对制造业企业金融监管来治理产能过剩提供了经验支持。     

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基于货币政策调节作用视角

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为我国企业价值的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选取2016—2020年A股2026家上市公司,对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企业金融化水平提高,企业价值也会得到相应提升;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货币政策在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强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同时,建议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适当提升企业价值。     

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其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愈发不容忽视。基于此,利用2011—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不确定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将通过企业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助推房地产泡沫以及提高企业杠杆率三个渠道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且经济不确定更加深了这一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地方经济发展力的负面影响最大,社会发展力次之,科技创新水平最小。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可能是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外商投资规模等原因抵消了金融化的负面影响。最后,对如何有效防范企业金融化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提出政策建议。     

管理者行为、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金融化

伴随着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压力,部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不断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在主营业务上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企业金融化。同时,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比重不断上升,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代理行为和非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管理者的两类行为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考察内部控制和分析师关注的内外部监督对管理者代理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期深化对企业金融化动因的认知,为实体企业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金融周期、企业金融化与投资风险——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

金融周期中金融变量的波动会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目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作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现象,是否也会受金融周期波动的作用?本文基于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周期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和企业金融投资风险的关系,并得到了如下结论：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与基于广义信贷的金融周期具有同方向性,而企业利用金融周期扩张贮存流动性是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动因;金融投资风险占企业总风险的比重也会随着金融周期的扩张而上升,而金融周期扩张对企业金融化的加速效应是其重要原因,即金融扩张带来的市场风险也会传导至企业,企业金融投资活动是这种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媒介。     

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机制及其宏观效应

当前经济金融化现象日益严重，宏观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更加复杂多变，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借助TVP-FAVAR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动态效应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且具有时变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期限特征，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随期限而改变；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动态调控效果；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动态机制的宏观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主要创新在于从企业金融化的关键机制诠释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为抑制过度企业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借鉴，且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凸显.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蓄水池"或"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动机.结果 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周期正相关,繁荣的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低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替代"而不是"蓄水池";企业持有长、短期金融资产均出于"替代"动机,且短期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更显著.本文所得结论对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一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降低了实物资本投资,并且实物资本投资水平的下降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就业的部分中介因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本文的研究为金融化影响就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完善稳定就业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金融化的传染效应研究

关系网络是助推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将企业金融化置于董事网络框架下,分析了企业金融化传染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当嵌入董事网络时,我国上市企业的金融化具有显著的传染效应。同时,这种传染效应因董事网络联结企业的注册地、行业以及实际控制人类型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传染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嵌入董事网络的企业金融化传染效应造成了实业投资率下降,而完善公司治理难以有效缓解这种抑制效应;同时,这种传染效应对企业价值产生了"倒U形"影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企业应审慎对待董事网络,尤其要慎重学习和模仿联结企业的金融化经验;同时,监管当局可从董事网络入手化解"脱实向虚"问题。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主业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投资收益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出现金融化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其主业发展，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资本支出影响企业主业发展，过度融资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门槛模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存在债务担保能力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小规模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非金融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验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效提升企业主业发展的适度边界，为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通过对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对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房地产企业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其金融化,且过度金融化企业的效果更为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减小其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过多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但履行社会责任并不能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来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维度来看,员工、供应商、客户、消费者、环境与社会等维度均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而股东维度则不能。并且,非国有房地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抑制其金融化,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减弱社会责任对遏制企业金融化的主效应。上述发现对房地产企业优化资产配置、防止脱实向虚具有借鉴意义。     

纪委治理嵌入与企业金融化：来自国有企业的证据

在企业金融化成为我国投资领域的重要趋势后,党组织治理能否推动国有企业“脱虚返实”?文章以2010～2019年非金融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纪委治理对国企金融化的作用。研究发现,纪委参与国企治理有利于抑制国企金融化趋势,其通过抑制国企高管代理成本、提高董事会效率途径作用于企业金融化,纪委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更强。文章不仅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中国特殊的国企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基于连锁董事网络的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使得中国实体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本文以同群效应为研究视角,选取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连锁董事网络的角度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产生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信息传递和资源获取两种途径,且企业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董事会成员具备金融背景、上市年限越长、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弱,同群效应越明显.嵌入董事网络的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会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主业投资不足的经济后果.本文以连锁董事网络同群效应为新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研究范围,同时也为政府、企业和管理者在降低金融化同群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提供了对策建议.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