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性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分布滞后模型和动态广义矩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间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和分布滞后模型,将就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经验评估了福利性公共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机制。分析发现,福利性公共支出通过促进就业和投资的间接作用机制增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就直接作用机制而言,福利性公共支出增加了税收筹资,造成居民和企业形成税后报酬率下降的预期,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在扩大福利性公共支出规模的同时,要借助结构性税收调整和支出政策激励企业扩大就业,通过公共品供给机制效应外溢引导产业间投资要素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福利性公共支出的就业增长和投资增长功能,才能有效促进均衡的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公共投资的计量分析

近年来,国家为推动经济发展,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已然不合时宜。今后几年间,公共投资的额度可能会缩减,但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让有限的公共投资量产生最大的经济回报,是值得政府思考的现实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数据,考察了公共投资中多个子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量分析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和公共固定资本投资及公共科研投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而其中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     

将我国消费率提高到正常水平的探讨

本文认为,在我国经济总体上供大于求,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的情况下,要达到充分的有效需求,就必须达到正常的消费率水平;目前我国消费率偏低有其特殊原因,一是居民为社会保障所困,二是居民为收费的“义务教育”所困,三是居民为住房、买车、出国等高级消费所困,四是教育投资和科研支出相对不足,五是资本回报率低,股市投资价值低。文章提出,要有效提高消费率,必须改变投资结构,尽快发挥投资启动有效需求的作用;发展第三产业,推动农村城镇化,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城乡就业,使临时就业收入长期化;完善促进消费提升的系列税收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培育更大的中产阶层;降低居民在公共人力资本和不动产领域保储蓄投资、压当前消费的倾向,稳定居民消费心理,优化消费环境。     

央地财政关系调整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以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实施后地方财力的变化为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两个区域的确定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税收分成比例调整的经济效应及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能够增加两个地区的税收收入,且东部地区的增加幅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地方分成比例的提高对产出和消费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会挤出企业投资和降低居民的福利水平.福利反事实模拟还显示:居民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偏好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就越能够改善居民福利.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在进行税收分成比例调整时应当充分考虑居民偏好,协同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建设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联动改革.     

养老保险、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效应研究

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产生不同的作用,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的养老保险和教育的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同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效应却不明显。     

政府医疗服务价格规制是否提升了公共福利——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4—2016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政府医疗服务价格规制对公共福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医疗服务价格规制对医疗价格、人均医疗服务供给量、人均医疗服务支出等公共福利指标并未产生长期一致的积极作用;价格规制所带来的政策调整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是对公共福利改善不具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改革的实际效果偏离了"公益性"价值目标。基于此,政府需进一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规制改革,着力解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问题,提升规制效果;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基础,制定更加合理的价格规制政策,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应组合使用多种规制方式,注重规制的绩效和可问责性。     

疫情冲击、收入差距与财政政策援助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影响.本文研究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异质性企业就业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疫情冲击会使得我国企业的产出、投资、消费和工资下降,然而疫情冲击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居民收入的负面影响大于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就业居民收入的影响,使得异质性企业就业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第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破产概率、劳动边际产出和投资转换能力差异是造成此次疫情冲击对异质性企业就业居民收入影响的根本原因;第三,福利分析发现疫情冲击使得总福利下降,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居民福利损失大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居民福利损失.政策方面,政府通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对低收入居民进行工资补贴或发放消费券和鼓励及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     

昌吉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利用昌吉市2009—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昌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各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得出长期以来昌吉市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带动作用,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反而会对经济的增长有抑制作用。昌吉市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加有效投资,使投资和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优化投资方向方式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社保体系健全和人口老龄化,储蓄率、投资率会不断下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期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构性特征。在投资率、投资增速下行趋势中,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发挥投资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需要更加重视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的结构效益。     

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中国对非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援助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类型援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非转移支付类援助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U型的;而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为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展示了中国援助非洲效果的整体图景,对客观认识并进一步开展中国对非援助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中国对非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援助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类型援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非转移支付类援助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U型的;而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为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展示了中国援助非洲效果的整体图景,对客观认识并进一步开展中国对非援助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转型期GDP的含义:一种新的视角

GDP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项内容,也可以将其分成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是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的总和。政府支出反映了居民总体的意愿选择,因此,也就包含了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对我国转型期经济而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拓宽居民表达意愿的途径,可以使GDP更好地体现居民的意愿选择,从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     

经济增长对物流行业固定资本投资动态影响研究

短期内经济增长会推动物流行业投资增长,而长期内经济增长又会引致物流行业投资水平下降。因此,推行经济持续增长的决策行为,不仅对提高国内居民的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在物流行业投资外溢性、克服资本不足,促进国内物流行业发展,推动物流业进一步发挥其在工业生产、建筑业、新兴旅游行业、现代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等领域的联接疏通作用,以及其在提供就业,带动第二、三产业升级方面有重要作用。     

浅析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主力,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增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放慢资本性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给私人资本更多的投资空间。     

关于提升消费动力的理性审视

<正>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的引擎之一。就提升居民的消费动力而言,破解社会结构对消费的制约,着力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是重中之重。今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把政策定格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上。     

财政支出有偏性对经济结构失衡的长期与短期效应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愈为凸显.本文从财政政策的视角,探求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有偏性与经济结构失衡之间的关系.文章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数据源,通过建立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分析了财政支出变动对经济结构造成的短期动态冲击效应.研究认为,长期看我国的财政支出有偏性与经济结构失衡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公共投资促进了社会总投资的增加,但对居民消费和劳动报酬相对份额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社会总投资有正向的冲击作用,而对劳动者报酬有负向的冲击作用.最后,文章提出了结构性减少公共投资等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基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再审视

本文基于2008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主观幸福感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居民的福利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福利,并通过影响收入、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三条机制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政府质量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加强正向渗透作用和替代效应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而在政府质量中等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公共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理论机制分析显示,公共支出既可能通过纠正私人投资的外部性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通过刺激私人物质资本投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强化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本文利用1995—2010年我国除西藏之外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基于FMOLS方法,考察了公共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强化了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公共支出效率提高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新形势下河北省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及对策

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河北省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经济下行也和我省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有关。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既是形势的倒逼,也是经济发展的内需。必须加快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突出区域特色;推进投资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就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投资结构调整对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探讨

企业投资结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 从宏观角度上来说,企业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对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 且企业经济结构与投资结构间还具有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在企业经济发展时,所采用的投资结构当作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配,通过企业资产增量的变化,以此对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可以说,企业投资结构调整对自身结构优化和升级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对企业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就代表企业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达成了大半。 首先,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次,针对企业调整投资结构对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益的提升、社会群众的福利效应等方面的重要性进行了探究,旨在可以为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动力的不断提升提供一定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