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后的法人理性与财务管理探讨

混改是国企优化单一产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盈利能力的有效途径。混改后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能否形成健全的法人理性,对公司改制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也会对公司的财务管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有效的公司财务管理,也会对形成健全的法人理性产生积极作用。     

基于ESOP的国企混改中长期激励机制研究

我国国企的员工持股历经多轮试点,本轮国企混改再次力推员工持股计划,本文从历史视角厘清和阐述员工持股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价值,分析和总结我国国企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经验和教训,探讨员工持股计划试点方案的要素设计,提出完善路径和思路,为国企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员工持股计划在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提升企业绩效中发挥应有激励效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国企"混改":逻辑、问题与展望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便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直至2015年,国有企业"混改"顶层设计才正式出炉,并随着2016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在电力、军工等六大领域的展开试点,直至今日,"混改"的热浪仍只增不减备受热议.考虑国企不缺钱但却活力的现实情况,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文通过梳理混改路线,以揭示目前混改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混改在我国的发展作出相应建议.     

防止国企混改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研究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结构,实现国有资本合理配置,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有效防止资产流失是改革的关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条款,对国企改革在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转让、资产处置、出仓或出租、股份制改制、合作合资、行使经营权和出资权及监管权过程等方面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倾向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提出解决方案,以期有效控制国有资产流失。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渠道检验中,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混改下的利益冲突与国企治理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着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挑战.本文认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对利益冲突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对国有企业在混改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利益冲突进行总结,提出协调利益冲突的建议,希望能对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取得良好成效提供理论依据.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避税

以初始产权性质为民营的上市公司为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反向混改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向混改程度与企业避税程度呈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并不会导致其像国有企业一样承担过重的税负;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避税,从而为股东带来利益。机制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避税的促进作用可能是由于国资能够对企业避税行为给予保护所导致。异质性检验表明,国资入股对反向混改企业避税活动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强、税收监管强度较高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较差地区更为明显。这一研究,有助于从避税的角度了解反向混改的作用,并加深对股权结构与公司避税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     

资本成本、政府规制与公益性国企效率最优

公益性企业的健康发展既有赖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与政府规制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规制改革应当兼顾社会公益目标与企业财务目标,同时公益性企业的效率最优也体现为消费者福利满足与投资者财富增加的共赢。公正报酬率规制与价格上限规制是国际上应用最为普遍的两种政府规制方法,资本成本在其中均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资本成本估算值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政府规制的质量。本文认为,鉴于我国经济环境以及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现状,我国政府规制更适合运用公正报酬率规制方法。     

新疆不断推进混改

从2014年2月1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会开始,到2015年驻疆央企属地法人注册与合资合作有较大突破,混合所有制经济犹如贯穿全局的一条主线,为新疆经济发展增添澎湃动力.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国企混改、风险承担与地区市场化差异——基于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风险承担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利用2014-2020年A股上市的国企数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制衡与委派高管治理与企业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混改在整体上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国企混改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到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据此,文章提出国企混改要注重完善公司的治理体系,合理确定非国有资本的股权比例以及要结合地区实情开展因地制宜的混改策略等建议.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盈余管理

“反向混改”不仅意味着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化,而且可能产生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影响企业经营活动。本文利用初始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是否超过10%来度量反向混改,以微利或资产报酬率微增度量盈余管理倾向,进而考察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向混改与盈余管理倾向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机制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可以部分地归结为政企关系的加强。异质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较差地区,且主要来自于国有非金融类机构的入股。基于具体盈余管理手段的进一步检验表明,反向混改企业主要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而不是应计盈余管理手段来向上操纵盈余。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性质的股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有助于加深对反向混改后果的理解。     

电力企业混改后内部审计的重点与难点

对于电力企业混改后内部审计的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内部审计重点与难点的分析可以为审计实践提供借鉴,从而提升内部审计效率.内部审计监督、评价等功能的发挥,将助力电力企业改革见成效.本文分析了电力企业混改的背景、意义和成效,指出电力企业混改后内部审计的重点与难点,据此提出内部审计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