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产业支撑体系建设研究

依托资源优势,构建支撑长效脱贫的产业体系是深入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治理,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转变的核心.因此要因地制宜培育以特色旅游业、现代农业、水电业、中医药业、民族手工业为主体的特色产业,探索建立以明确战略框架为根本,以提高人才技术水平为基础,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以提高市场化水为契机,以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为依托的新型特色产业支撑体系,精准推进产业扶贫,实现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     

要素资本化、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基于贵州省丹寨县的调查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重大发展战略。本文结合在贵州省丹寨县的实地调研分析认为,推进精准扶贫的根本举措在于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既包括贫困地区的本地产业发展,也包括外地产业发展。本地产业发展主要依赖贫困地区隐性优势资源的显现化和显性优势资源的资本化进程。要素和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又依赖政府扶贫资金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投入,让贫困地区具备产业盈利空间;依赖下乡驻村干部为扶贫资金提供精准制导,帮助找到产业发展突破口,特别是着力发展低端生产方式下的高端产业,最终形成脱贫帮扶利益共同体。外地产业发展主要通过“税收—财政—扶贫”、“产业—就业—扶贫”以及“产业—企业直接投入—扶贫”等模式,对贫困地区进行直接或间接帮扶。精准扶贫中的本地产业发展与产业发展中的精准扶贫过程要妥善处理好诸多难题。     

生态旅游的伦理及开发经营——评《生态旅游》

脱贫是我国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径和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扶贫工作中,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和旅游富民。生态旅游作为大众旅游的替代旅游形式之一,不仅日益受到游客的青睐,也被纳入我国扶贫政策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涵中。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如何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合理开发地方自然及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旅游激活乡村生态价值,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旅游方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助力地区脱贫攻坚,是具有学理性和现实性的问题。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逐步临近,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决胜冲刺阶段,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拔的“穷根子”、难摘的“穷帽子”.尽管脱贫攻坚工作在全面小康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成效、新突破、新亮点,但当前在精准扶贫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重点、难点问题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贫困对象识别还不够精准、产业扶贫尚未完全精准对接贫困对象脱贫需求等方面.通过深度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理清政府、企业、社会及贫困户之间的关系,建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构建长效扶贫机制,以期为“后小康时代”开展扶贫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精准扶贫为例

本文以稻城县为研究对象,对该县的精准扶贫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并通过相关的扶贫理论与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分析在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之后,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笔者经过对稻城县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发现:扶贫工作中存在脱贫标准实现度不高、巩固脱贫成果缺乏持续动力、政策设计和落实存在偏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针对扶贫发展中的典型问题,本文提出发挥贫困户主体作用,摆脱输入式扶贫;发挥各类组织在脱贫中引导作用,联动扶贫主体与脱贫主体;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调动和整合扶贫资源;发挥群众、第三方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确保脱贫扎实推进等方面的举措.     

“互联网+”助力武汉市农村精准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的实地调研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穷困区域、不同贫困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贫困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作为“互联网+”国家战略之一,“互联网+精准扶贫”就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本文以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村进行全面实地调研,做出“互联网+精准扶贫”可能行之有效的路径探析,并基于政府的视角对农村扶贫工作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国内扶贫车间发展研究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扶贫车间是长期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中所产生的新的扶贫平台,能够实现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的有机统一。文章重点从扶贫车间的作用、运行模式、成效、存在问题以及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能为扶贫车间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帮助。     

山东特色产业扶贫问题研究

工业领域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产业扶贫则是重头戏.特色产业扶贫作为开发式扶贫的核心内容,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攻方向,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抓紧抓好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本文从山东省特色产业扶贫的模式入手,在分析总结特色产业扶贫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特色产业扶贫的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问题的对策思考

精准扶贫防返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脱贫攻坚新形势下国家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的重点,也是到2020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就全国精准扶贫工作而言,近年来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人数实现了"双降"、基础设施改善、"一村一品"的产业落地发展等,但是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必将直接影响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扶贫工作的长期性发展,进而导致扶贫目标难以实现,因此,精准扶贫问题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扶贫绩效研究综述

2013年以来,伴随着精准扶贫思想的落实、扶贫脱贫路径的明确,扶贫工作因地施策、有序高效地推进,切实帮助各地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朝着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迈进。因此,搜集了63篇核心文献梳理分析,得知理论界对扶贫政策在实施后的绩效研究文献数量逐年增长;研究角度多,包括精准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绩效;研究的区域广包括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某些区域或微观村落。以层次分析法作为主要绩效评价方法,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构建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对各领域各区域的扶贫成效用量化模型来评估,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扶贫绩效的对策。结论是: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已经实现,未来理论研究将围绕"后扶贫时代"如何持续稳固脱贫攻坚成果继续深入,如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的持续增收效应,消费扶贫绩效研究,扶贫政策调整后绩效研究等。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调查与思考

湖南是习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的首倡地,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湖南省农村信用社以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为主要载体,开展金融产业扶贫工作.文章通过对湖南农信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调研,以期对其现存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甘肃省产业脱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2020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而产业脱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形式。近年来,甘肃省紧跟国家政策步伐,联动产业脱贫攻坚与产业振兴,促进二者有效衔接,形成了“一带五区”特色产业带,“三产”融合初见成效,取得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好成绩。但仍面临产业链条短、发展可持续性差,产业组织化程度低,产业品牌体系建设滞后,产业融合发展不足的困境。基于此,应采取促进乡村产业融合,构建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加大产业科技投入,为农业提供技术支撑;优化产品经营模式,带动农业一体化发展等路径推进产业振兴。     

四省藏区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基层能力建设

四省藏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后程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14年采集的“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项目村基础数据,借鉴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分解,并基于拓展的能力视角探讨了村级组织能力禀赋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的差异化缓解作用。结果发现:除经济贫困之外,四省藏区还遭受基础教育和生产生活条件等维度的多维贫困,且存在空间异质性,云南和青海藏区是四省藏区中多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区域;生活水平条件和村域发展资本维度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高;基层组织能力禀赋会显著影响四省藏区村域的多维贫困状况、缩小地区差距,在深度贫困地区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覆盖基础教育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精准扶贫的阶段性成效与创新突破

"十三五"时期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完成脱贫攻坚工程目标任务的决胜时期。当前,全国正在全面深入进行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相对于传统扶贫开发模式,以人为本是精准扶贫的核心理念,分类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绩效的关键,新发展理念是精准扶贫开发的导向。应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精准扶贫目标,进一步强化滴灌式精准扶贫理念,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精准扶,加强扶贫资源的综合治理,并建立层级考评结合动态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     

项城市精准扶贫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脱贫攻坚工作已经成为贫困地区头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和统揽全局的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周口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项城市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和"坐不住"的责任感,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大格局已经形成,脱贫攻坚取得了扎实成效.     

深度贫困发生与破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2019年深度贫困破解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深度贫困的高质量破解已成为我国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议题。2019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为攻克深度贫困，推进反贫困理论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量退出研究”（18AJL013）课题组共同举办的“2019年深度贫困破解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学术期刊和政府部门的50多位专家学者和脱贫攻坚一线工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大学贺立龙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负责人、四川大学朱方明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杨万东教授分别致辞。与会代表们就破解深度贫困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一、贫困成因和特征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复旦大学陈学彬教授以“人的贫困”为主题，剖析贫困发生的制度性根源。他认为，贫困地区教育的缺位和贫困人口的知识落后是导致贫困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并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这也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惠及深度贫困群体。由于具体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导致了助学资源资助对象识别不精准和农村大学生“逃离”乡村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两个现实矛盾。为此，陈学彬提出，脱贫攻坚应主抓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对适龄贫困儿童给予足够的生活补助。同时，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困境，建议加大贫困生助学金支持力度，适当减免贫困助学贷款的还款负担，并与贫困生源地服务年限计划配套实施。 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教授提出，自然地理禀赋不利和社会发育不足共同导致了深度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空间发展陷阱。深度贫困地区通常具备高、寒、大、岖、远、边的地理特征，人口的生产生活基础薄弱，远离交易市场和政治经济核心区，区域分割严重，形成了自然经济和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低下。而个别少数民族“一步跨千年”式的社会阶段断层、宗教信仰中的部分禁忌，都与交易经济不相适应。此外，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和“婚丧嫁娶”等铺张浪费的传统习俗，更是深度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推手。因此，郑长德提出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地的扶贫战略选择。 四川大学贺立龙副教授系统梳理了从经典作家到现代反贫困领域的重要理论文献，对贫困理论的学说史、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深度贫困退出的质量和效率、中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前沿命题与启示等内容做了详尽的文献考察。他提出，新时期深度贫困问题研究，应从三个维度分别考察。一是阶段特征，反映为脱贫目标的质量导向。转变单纯追求脱贫进度、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效率、重结果轻成本的扶贫模式，更加强调质量与效率。二是贫困特性，体现为深度贫困的结构性特征。相比一般贫困，深度贫困表现出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类型多、分布广、蔓延久的复杂特征。三是国情属性，表现为贫困发生与脱贫战略的中国特色。相比国外深度贫困或极端贫困，我国深度贫困有显著的空间和群体异质性，存在生态、民族、文化等多元因素，脱贫表现为增长减贫和精准扶贫结合，开发与保障共举，体现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贺立龙认为，对我国当前深度贫困的研究，应由关注共性致贫成因、一般贫困特征与减贫路径的总体性分析思维，向注重贫困异质性与脱贫差异性的结构性分析思维转变。 大小凉山地区作为彝族聚居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四川大学王卓教授就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做了主题发言。她提出，贫困的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极端形式，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资产与资源的赤字从父辈传递到子代，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的传递。从社会学视角理解，贫困的代际传递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固化。通过对四川省和云南省彝族聚居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突出，受访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发生率达到93.6%。王卓的研究表明，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机制是人力负资本和经济负资本的传递和累积；彝族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的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对于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影响，并逐渐形成彝族社会的阶层固化；子代的非农就业和兼业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作用。对此，王卓从提高贫困群体的健康意识，提高教育扶贫政策的覆盖面和施策效率，加大移风易俗工作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新时期深度贫困破解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讲话，成为我国新时期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重要指针。西南财经大学李萍教授以制度审视的视角，对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做了主题报告。李萍认为，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本色”是由其制度“底色”决定的，有必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深入研究二者的逻辑关联。她进而阐释了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其一，“发展性减贫”是根本特征，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集中概括为新发展理念，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共享发展与贫困者可行能力发展三个方面。其二，全方位的精准要求下减贫规律的新探索，包括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保障扶贫资源分配公平、兼顾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除绝对贫困。其三，党领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机制。她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三大实现机制：从GDP指标转为扶贫绩效指标、从经济增长导向转为民生共享导向，通过层层落实责任，将精准扶贫脱贫压力在各级地方政府间逐级传递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通过直接方式或间接方式动员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扶贫脱贫资源动员机制；通过市场杠杆和政商关系引导各类资本下乡投资经营的资本带动扶贫机制。 深度贫困人口不仅广泛分布于深度贫困地区，也分散存在于非贫困地区，而非贫困地区更容易成为脱贫攻坚的死角和盲区。四川大学朱方明教授聚焦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提出非贫困地区深度贫困人口具有居住分散、致贫原因多样复杂、劳动能力严重不足、家庭结构不完整等特点。与深度贫困地区相比，社会对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重视不足，扶贫力度相对较弱，扶贫工作的规模经济性和扶贫效果不够显著。朱方明进一步提出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将针对农村孤寡老人的扶贫工作与社区养老结合起来等政策建议。 贫困问题与收入分配问题紧密相关。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以新中国70年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为主题，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事实和理论实践根据进行了发言。乔榛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构建再到重构的变迁过程，在理论上遵循了马克思的收入理论，在实践上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最重要的现实依据，以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为逻辑主线，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为深度贫困的研究和破解、正确处理扶贫脱贫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收入分配的结构化视角。 四川农业大学臧敦刚副教授就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的特征和问题做了主题发言。他提出，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主要存在三大特征。一是扶贫难度大，具体表现为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脆弱和社会人文、金融发展、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落后。二是微型金融扶贫政策支持力度大，体现为针对微型金融扶贫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三是微型金融扶贫模式的多样性，如“云南邮储”模式、云南农信“电子商城”模式、青海藏区卡阳模式以及四川藏区的“六月红花椒”间接扶贫模式等。当前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一是扶贫小额信贷瞄准的精准度较低，同时藏区对于扶贫小额信贷的需求不足；二是扶贫小额信贷期限短、额度小，无法覆盖藏区的特色农牧业产业周期；三是扶贫小额信贷担保方式主要采取政府担保和个人信用担保，还款风险有待防范；四是正规金融借贷在藏区仍占主导地位，而非正规金融特别是寺庙借贷的存在对于扶贫小额信贷会形成冲击。此外，信贷资金用途固化、微型保险覆盖面不足等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有学者对于普惠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存在疑虑。上海海事大学米晋宏副教授基于美国部分群体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而陷入“赤贫”的事实，结合我国深度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的脱贫能动性不足、返贫风险大等特征，提出普惠金融在长期的扶贫工作中可能存在局限性。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结合大量少数民族子女在浙江省就读的现象提出，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可以利用民族政策，加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联系，实现少数民族聚居区变“一步跨千年”为“一步跨千里”。同时强调要着力解决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存在的办事流程繁复和歧视对待的问题。 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践进展与突出问题 朱方明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当前针对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深度贫困的认知和界定不够清晰，基层干部对于深度贫困的理解和把握片面，将收入作为唯一的核心指标，并笼统地将残疾人、病人、孤寡老人以及失去双亲的未成年人等界定为贫困人口，反而对家庭人口、财产存量、劳动力状况、精神生活状态、社区环境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考虑不足。二是扶贫对象不精准，在扶贫实践中存在“撒花椒面”式的扶贫对象泛化现象，致使部分非贫困人口得到救助，造成稀缺扶贫资源的浪费。三是社会托底标准低，当地一般4元/人/天的生活补助和较低的医保报销标准，对于没有生计来源、家庭财产和劳动能力的深度贫困人口来说不能切实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四是缺乏持续有效扶贫方式，扶贫政策对于散居的深度贫困人口仅有托底资助和临时慰问，部分贫困户退出后的生计方式持续性不足，脱贫质量有待提高，综合型贫困问题无法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五是扶贫工作组织系统层级多、链条长，扶贫脱贫信息由中央、地方直到乡镇社区层层上传下达，存在流于形式的风险，同时造成信息传递误差和人情关系干扰的问题，导致扶贫资源漏损、扶贫效率不高。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覃佳就四川省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分享。四川省在2015年开创了以全会形式研究扶贫举措的先河，出台了10个专项方案。2016年起，四川省每年制定若干扶贫专项，成立了由省长挂帅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将高原地区和彝区藏区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作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彝区藏区脱贫呈现宗教民族问题交织、发展起步晚、自然环境条件恶劣、产业基础差、产业链条短、教育基础差、医疗落后、干部能力有待提升、人民群众脱贫意识滞后等特点。下一步，要把握实事求是原则，将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摆在优先位置，聚焦精准帮扶举措，同时保障产业发展，尤其要树立贫困户主体意识，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县委副书记何述斌介绍了藏区德格县脱贫攻坚的情况。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德格县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746%下降到2019年的648%，扶贫成效显著。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与之并存的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资金压力大。他提出，资金短缺、疾病频发、劳动力匮乏、技术不足是该县贫困人口的主要致贫原因。在因病致贫方面，该县地处包虫病高发的高原地区，慢性疾病多发；在劳动力短缺致贫方面，该县呈现出家庭人口多、单亲家庭多、未成年人多、老年人多、病残多、劳动力少的“五多一少”的特点；在因缺技术致贫方面，该县生产技术和教育落后，农牧业的规模经营受限。此外，高原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所形成的“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传统落后的社会习俗，都制约了当地生产经营活动和交易经济的发展。他指出，除了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突出以外，该县临界非贫困户的生存和发展也存在较大困难。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扶贫开发局局长罗光洁围绕兴文县扶贫工作的创新实践和成效进行了分享。针对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问题，兴文县通过对贫困户进入程序的细节做出针对性规定，来杜绝因邻里关系疏远、评价不切实导致落选和因领导亲属关系而入选的问题。针对贫困人口、贫困户的动态监测和统一管理，该县通过创新研发大数据移动平台，使扶贫干部、工作人员随时掌握全县贫困人口的家户基本信息，方便扶贫工作的开展。 贵州民族大学张贵祥副教授介绍了贵州山区百合产业扶贫的情况。贵州山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经济、文教、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针对复杂的地理条件和贫困现状，结合生物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通过对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潜力等因素构成的指标体系优选产业扶贫，使得百合产业成为带动农户脱贫的特色产业。他进一步提出了特色产业扶贫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首先在政府层面，需要处理好长效和短效的矛盾以及计划和市场的矛盾；其次在企业层面，需要在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产业扶贫带动模式的优选和建立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上进一步思考研究。 四、2020年后的深度贫困问题 郑长德认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相比其他地区依然突出，只是贫困特征将发生新的变化。具体而言，表现为从绝对贫困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从农村贫困到城镇与农村贫困并重、从单维度贫困转向多维度贫困、从数量型贫困转向质量型贫困的新特征。他提出，为破解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认识深度贫困地区自身禀赋的特殊性。深度贫困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成为形成地区集聚力的主要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地理、人口素质和民族宗教问题等一系列分散力因素的干扰，分散力大于集聚力的现实，使得该地区面临要素和市场的双重弱集聚，抑制了区域经济发展。他就此提出构建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区域发展经济学，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时间、空间和产业三个维度的问题，进而破解深度贫困。 贺立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2020年后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展望。在理论方法进展上，他提出应重视多维贫困理论与测度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借鉴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方法与经济发展质量概念，从结构性分布而非规模数量的视角，研究深度贫困的结构化差异与高质量退出，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深度贫困理论研究。在扶贫战略的转化上，全面脱贫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在我国的终结。在新阶段扶贫工作中，既要重视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演化”，也要防止相对贫困向绝对贫困的“落入”。在全面脱贫之后，应重视对临界非贫困户以及边缘脱贫村户的双向、动态识别，精准施策、靶向治理。在政策效果的检验上，他建议对小额信贷等精准扶贫政策的赋能效果与脱贫质量进行分析，提炼我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战略模式与制度优势，为全球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贵州民族大学胡愈教授就贵州地区的扶贫实践，指出应重视在贫困摆脱之后的返贫防范工作。他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之后，贵州应重点防范“因赌返贫”隐患。为此，应着力解决贫困地区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国企改革后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他建议，要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推进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健全贫困户参与的机制，克服“等靠要”的思想。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我国科技扶贫的经典案例与启示

科技引领创新,产业助力扶贫.消除贫困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永恒而艰巨的话题.我国历时三十多年,为期五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使多地贫困百姓已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近7亿减少为目前的4335多万人①,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是“中国奇迹”.而如何提升贫困地区百姓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由“输血”变“造血”,做好科技扶贫的载体产业扶贫,进而实现扶贫产业的特色化、品质化、品牌化和效益化,是推进这些地区居民持续稳定地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因此,科技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是“精准脱贫”的必然选择.明确科技扶贫的内涵,梳理我国科技扶贫的进展与成效、归纳总结经典产业扶贫的案例经验,是做好未来科技扶贫工作的关键.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产业扶贫模式及改革创新研究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大部分的偏远地区农村仍旧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在我国进入脱贫攻坚决战收官之年时,针对这些地区经济形态单一等诸多问题,政府逐渐在这些地区中推广产业扶贫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贫困农户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产业扶贫模式必然在脱贫攻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针对如何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改革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并提出了建立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合理布局特色产业科学,建立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监督考核与管理机制等建议.     

教育扶贫理论研究综述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扶智办教育.精准扶贫,教育先行.教育扶贫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本文梳理、归纳和总结了资源要素理论、人力资本贫困理论、赋权贫困理论、贫困文化理论教育扶贫理论,对进一步进行职业教育发挥精准扶贫攻坚作用在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