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5-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两期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农保政策明显改善了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并显著降低了其心理抑郁指数.(2)新农保政策的主观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相对弱势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影响更小,这不利于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3)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为提升老年入主观福利水平发挥了长效机制作用,在短期内新农保政策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可能性较小,但在长期内新农保政策显著提升了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因此,建议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加大新农保政策对弱势老年群体和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全面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本文使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新农保对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对于60岁以下的参保居民,新农保并没有显著影响他们的储蓄率。由于大多数居民的新农保缴费额仅为100元,预期未来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额较低,因此无法通过财富替代和降低风险的渠道减少家庭储蓄。与此同时,本文发现,新农保显著降低了60岁以上居民的储蓄率,这些老年人不需要缴纳保险费而直接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养老金领取额(约每年660元)占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了22.4%,直接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新农保要更大程度地起到促进居民消费的效果,需要采取措施激励人们缴纳更高的保费,提高新农保的养老金替代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对广西和湖北的抽样调研

该文分别从试点县和农户两个层面来分析新农保的减贫效应。通过构建倍差法计量模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43个县域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由于新农保的覆盖面还不大,其对广西整体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还没有体现出来。根据对湖北省团风县、宜都市和仙桃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产生了一定的减贫效应。但由于农村老年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偏低,其减贫效应还十分有限;对整个农户而言,新农保的减贫效应不明显。     

退休会使人变得更幸福吗

为回答正常退休后民众幸福感是否会提升这一问题，本文采用生活满意度来表征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通过模糊断点回归等方法探究退休与幸福感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整体而言，退休并不显著影响幸福感，甚至显著降低经济条件较好群体的幸福感。机制检验发现退休使不同资源发生变化，对幸福感作用方向不一致，致使退休的幸福感净效应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应加强延迟退休政策的宣传教育，同时需要制定家庭照料、提升养老金替代率水平等配套政策，以解决民众延迟退休的后顾之忧。     

低保政策、家庭结构与贫困人口幸福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不但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新时代衡量社会政策现实效能的重要标准。基于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从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进行分析。发现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较高,但心情愉悦度较低,且困难感知度较高,即贫困人口幸福感整体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城乡二元分化和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现象。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显著影响。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却能显著降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城乡救助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是其重要诱因。因此,必须基于城乡和家庭实际情况,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     

“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难以持续。基于最新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微观数据,本文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以"新农保"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对"家庭养老"的替代性。研究结果显示,获得新农保养老金收入的农村老年人,其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概率下降了大约32-56个百分点,然而,对于已经获得转移支付的老年人,并未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对他们获得的私人转移支付数额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社会养老"对传统"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但当前效果有限,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养老"模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策略,估计了"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提高了其主观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消费和减少了老年人劳动供给。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更显著,表明"新农保"的政策影响存在异质性。     

代际连带模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与对策建议——以福建省为例

本文以福建省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应用代际连带模式探讨代际关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借此了解农村养老现状并为提升老人生活福祉的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建议.结果显示,代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与老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子女的日常协助及代际交往密度是影响老人晚年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互联网使用的主观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整体幸福感,但对于幸福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但同时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灵活性,进而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则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弱化和主观相对收入的降低,进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对北京、辽宁和河北三省市调查所获得的1033个农户样本,运用有序逻辑模型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收入、年龄、健康状况、对合作医疗满意度等因素对所有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有正向显著影响;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面积和结构等因素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宗教信仰、家庭人口、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以及是否有需要赡养的老人等因素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执行状况分析——以新疆为例

新农保政策执行已近五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以新疆为例,从政策宣传、保费缴纳、基金监管三方面来反映我国欠发达地区新农保政策执行状况;从政策本身、老年人和参保人三方面总结了新农保政策的执行效果;同时针对参保人员对政策的认同度不高,新农保制度本身的不够细化,加之即将执行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使得加强制度建设越发紧迫,以及养老金额度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及福利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差分-断点方法,系统实证评估了我国“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力供给、消费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新农保”对农村总消费及耐用品消费增长有正向作用,但统计不显著;对食品、衣着、保健、医疗及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基本没有影响.(2)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和劳动供给时间不受“新农保”政策的影响.(3)“新农保”对反映心理健康的抑郁指数没有任何作用.(4)农村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决策、劳动供给时间及抑郁指数也没有因为“新农保”而产生变化.其原因可能在于“新农保”这种补助强度不大的外部干预政策难以在短期内对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及福利产生影响,这也恰恰说明就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福利而言,“新农保”制度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养老金何以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差距？

养老金作为老年收入的主要来源,能够调节老年群体的收入结构,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对保障全生命周期国民健康、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采取集中指数估算老年人健康差距的程度,并使用集中指数分解和RIF-I-OLS分解方法考察养老金对健康差距的贡献和作用。研究表明：中国老年人群体中存在健康差距,且收入较高的老年人通常表现出更好的健康状况;养老金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但也扩大了老年群体的健康差距;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家庭的日常保健消费能力能够削弱养老金对老年人健康差距的扩大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养老金扩大了中低龄和低养老金收入老年人群的健康差距,但缩小了高龄和高养老金收入老年人的健康差距。基于此,应当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强化养老金收入的健康促进作用、缩小健康差距,使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高龄津贴对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高龄津贴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高龄津贴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对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6年的微观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高龄津贴对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及具体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龄津贴能够显著提升城市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锦上添花”的特征。同时,高龄津贴通过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升其主观福利。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龄津贴对患有慢性病和高龄老年群体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从主观福利角度评估了高龄津贴制度的政策效果,为下一步政策改革提供了相关建议。     

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支持路径选择

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新农保参保人全额（中西部地区）或减半（东部地区）支付基础养老金,地方政府对新农保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     

互联网对农村留守人口生活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河北省沽源县为例

文章利用在河北省农村的调研数据,采用描述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互联网对农村留守人口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村留守人口的经济收入,但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互联网培训对其生活满意度和经济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信息素质的提升能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但对经济收入影响不显著。     

户籍转换提升了居民满意度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村户籍居民向城镇户籍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如何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居民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转换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居民在年轻时发生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居民在老年时期发生户籍转换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户籍转换显著提高收入较高、无负债以及无房贷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户籍转换会通过个体收入、创业行为和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从而改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此外,户籍转换对主动市民化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而对被动市民化个体则无影响。为此,政策上应进一步推进户藉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就业能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转非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