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交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1999 - 2009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工业效率,对我国基础设施与工业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检验了基础设施分项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的提升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分项例如能源和电信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均存在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交通和邮政基础设施的影响却是负向的;此外,各区域基础设施分项水平对各区域工业效率的影响也不一致,反映出基础设施水平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适应性.     

基础设施、工业效率与空间溢出——环渤海、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的比较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交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01-2010年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共90个地级市的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和工业效率值,接着在空间技术溢出理论基础上建立了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三大区域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及其外溢效应对工业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工业效率的提升,同时,在相邻地级市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交通、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分项对工业效率的影响,及其外溢效应的分析结果,在三大区域之间的表现并不一致.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工业效率——基于环渤海、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的比较

笔者基于2001年~2011年的数据,运用层次分析和交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别测算了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共90个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工业效率值;随后,在空间技术溢出理论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三大区域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及其外溢效应对工业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域基础设施对工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基础设施的效应在三大区域之间却存在显著差异。     

绿色发展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助力城市降碳增效。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并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升周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2)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提升碳排放效率;(3)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规模大、碳排放水平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在系统梳理互联网发展与城市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基础上,结合2003-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创新效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创新产出而非创新投入来实现,并随着时间趋势逐步增强;城市的物质环境和人才环境反向调节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即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互联网对其创新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越小,而城市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互联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西部最大,中部和东部次之,但各区域均在2012年以后才显著提升创新效率.为了更好地挖掘创新潜力,在加强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提高落后地区的创新环境水平.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有助于生产要素区间自由流动、经济空间格局优化重塑和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本文通过匹配交通基础设施、地理空间矢量、工业企业数据，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主干力量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普通铁路、民用机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存在资源再配置效应。高速铁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提升效应约为3.10%,高速公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高达2.14%,普通铁路和民用航空作用不显著或不稳健；(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通过要素流动、市场准入、生产转移三种机制影响城市资源再配置效率。中国正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本研究从学理上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有助于通过优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还有助于挖掘其资源再配置效应，同时发挥“有形之路”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助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外资进入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金融发展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外资进入是否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在分析金融发展约束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和价值发现渠道制约外资技术溢出,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显著地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考虑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文章还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仍未达到外资进入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最优水平。研究结论可对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启示。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人才流入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内部移民的证据

本文将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相结合,利用早期移民网络构建工具变量,考察城市高技能移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对中间机制、异质性效应与加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才流入会显著提升企业效率,城市高技能移民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平均将提升0.8％～0.9％.高技能移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技能密集度和创新水平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人才流入在企业所有制、规模、技能密集度维度上具有异质性效应,表现为国有或外资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技能密集型企业获益更大.加总而言,高技能人口流入将促进城市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为城市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支持性经验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农业增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视角切入,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应。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过去的农业要素错配会影响当前的要素错配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化肥使用量、机械投入量的配置效率,其配置效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趋势,在替换变量和分阶段检验后,其配置效应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可知,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配置效应明显大于中东部地区,对资源配置过度地区的配置效应明显大于资源配置不足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能有效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文章从城市层面深入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为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中国区域工业环境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Super-SBM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工业的区域环境效率并分析其差异原因,并且通过测算工业细分39个行业的环境效率,构建出行业结构效率指标,并结合规模水平、产权结构、能源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区域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等因素,探索其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的环境效率普遍高于其他区域,工业细分行业的环境效率普遍较低,烟草制品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效率最高。行业结构效率对区域环境效率有积极作用,且影响程度最大。规模水平、产权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和环境规制对区域环境效率有抑制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地级市为例

基于2005—2017年中国9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方法评估了相关地级市的工业生态效率,对工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工业生态效率,平均而言可以提高城市工业生态效率5%～8%;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经济集聚水平、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三个渠道促进城市工业生态效率分别提升了1.34%、0.46%和4.32%;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加大智慧城市试点、引导工业持续升级、创新城市智慧管理等政策建议。     

FDI推动了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吗？

本文利MATLAB测算了中国工业的绿色生产率指数。实证研究发现FDI对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具有比较显著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技术效率改善效果明显,但对环境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FDI的科技活动强度对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没有推动作用,而技术引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色生产率的提高。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试点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探讨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和城市生产效率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会因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初始产业结构以及科教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和环境规制对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交互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4—2018年全国273个城市的数据,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的交互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本地区内,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存在交互抑制效应;在邻近城市与本城市之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存在交互促进效应。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的交互抑制效应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强度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对缓解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作用更显著。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估计结果显示,提高教育支出效率、市政基础设施支出效率和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可显著促进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效率可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公共服务水平和财政可持续协同发展提供了研究启示与政策依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方法，探究了2005—2020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省域异质性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对省域的工业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环境规制也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对工业发展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其工业发展水平；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够推动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发挥作用。     

信息技术应用与跨区域贸易--基于中国企业跨省销售的微观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中国经济依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实现高质量稳健增长。本文构建了信息技术影响跨区域贸易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采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城市12169家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企业跨省销售视角评估了信息技术对跨区域贸易行为的具体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跨省销售,这一结论在考虑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跨省销售的正向作用主要源于生产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更高的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放大了信息技术的跨省销售效应,同时,信息技术对企业跨省销售的促进作用在高市场分割程度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显著更强。本文对利用新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破解中国区域贸易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增长极视角下西安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能级比较研究

增长极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中心城市是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大都市,是引领区域发展的最高级别增长极,其能级强弱反映了其作为增长极发挥引领作用的强度。文章从增长极的能级概念出发,通过分析增长极的能级构成要素及影响因素,确定评价指标,采用变异系数权重-TOPSIS法,对西安及其他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能级进行了评价比较,结果发现,西安作为区域增长极,其能级总体处于下游水平。其中,能级之经济效应最弱,文化效应相对较好,但文化影响力不强,政治效应总体不强,国际参与度有待提升;从影响增长极能级效应的因素看,西安地理环境条件相对较好,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短板明显。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改善城市建成环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增强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的能级效应的核心策略。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研究

1978～2010年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虽然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总体上较低。通过构建完美市场和不完美市场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较低的形成机理。计量分析发现,在影响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的因素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贡献较大,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城市社会保障支出、劳动力流动规模等因素对促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但是其作用小于第三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改善的作用,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独立发展形成的偏离度则有负向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将为提升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程度提供相应的政策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