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进一步激发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居民消费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引入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均存在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当其发展到超出某个阈值时,边际成本近似于零,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表现为边际递增。经过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不变;（2）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当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达到阈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农村居民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金融知识匮乏,依然面临数字金融的排斥问题,其消费状况得到的改善相对较小。     

制造业产业创新的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

企业规模作为类别自变量,能够更有效地揭示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化和产业政策在特定情境下的有效性。本文基于我国2007—201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公司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明显的阈值,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市场集中度、行业特征、政府补助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研究认为门槛回归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公司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和跃迁过程,相应的研究结论在产业组织结构、企业成长和产业创新投入等方面,为企业管理和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架构与业务流程的变革,致使企业员工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对就业规模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就业规模;对就业结构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型、服务型、高技能、中等技能员工存在就业创造效应,而对生产型、低技能员工则存在就业替代效应。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生产率及扩大经营范围作用路径影响企业劳动力就业。第三,不同所有制、生命周期、科技属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更为明显。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具有非线性影响,且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加深,劳动力就业的优化作用不断增强。     

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规模的门槛效应研究

能源消费和供给的重要性使得政府给予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更多关注和支持,能源企业经营存在较大风险使得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一定特殊性。以我国能源企业2013-2018年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能力指标为样本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在评价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分别研究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及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综合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产出能力的表现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和能源企业的技术政策制定和创新投入决策提供参考。     

城市信息化与制造业转型: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2003—2013年中国283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城市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信息化与制造业转型关系中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限效应:当金融发展低于门限值时,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负效应;当金融发展高于门限值时,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还发现,总体上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存在负效应。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1～2016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不同水平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公路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为双门槛;随着公路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先促进后抑制再促进的规律。     

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运用我国2007-2018年30个省、市及自治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对我国金融产业空间集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突变.当金融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当金融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其对技术创新...     

中国经济韧性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数字金融视角

为促进区域经济韧性协调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ESDA等方法解析中国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SPDM模型识别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讨论不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1)经济韧性整体呈波动上扬态势,东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最高。(2)经济韧性呈愈发均等化发展态势,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3)经济韧性水平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特征,强韧性省(市)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弱韧性省(市)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且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4)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发挥显著促进效果,且两者之间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5)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单一门槛效应下,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边际递增态势,即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金融才能够对区域经济韧性发挥显著促进效果。     

国有企业的就业拖累效应及其门槛特征

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文章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就业拖累效应及其门槛特征.文章指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不仅国有企业自身解决就业的能力有限,而且由于存在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融资约束,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也受到拖累.因此,国有企业存在就业拖累效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竞争性约束促使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布日趋合理,产权改革也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能力,政策性负担逐渐被剥离,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融资约束也将有所减弱,从而国有企业的就业拖累效应逐渐减小.因此,国有企业的就业拖累效应具有门槛特征.文章利用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上述推断.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化、门槛效应与房地产价格变动

在新时期,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引擎与政府政策操作"主轴",但其也引起了学界对房价上涨的诸多猜忌。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经验研究发现:样本跨期内以非农就业人口占比衡量的城镇化对房地产价格变动的边际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跨越相应门槛值后其对房地产价格变动的边际影响效应亦发生显著变化。研究结论在澄清争议、推动城镇化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启示。     

碳中和目标下财政信息透明度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效应双重视角

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并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引入财政透明度,实证分析财政信息透明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绿色创新能力上升趋势明显,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性;②财政信息透明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③财政信息透明度分值在25.916以下时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呈现正效应,介于25.916～64.840之间时促进效应增强,跨过门槛值64.840后,由于交易成本过高、创新预期收益趋于稳定等原因,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产生微弱的负效应。基于此,对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出若干建议。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城市化前期,金融发展对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起扩大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金融发展对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转而起到缩小作用,而在城市化后期,金融发展与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无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与城乡绝对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强度呈上升趋势.     

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13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基于研发资本投入的门槛效应。两个拐点值使得产业集聚与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曲线特征。在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的影响不显著,存在基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时间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跨越了研发资本投入的第二个门槛值,并经历了由低向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集中分布转变的结构性变化。     

加拿大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尽管加拿大自然资源丰富,但加拿大在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还是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本文着重介绍了加拿大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战略、科技规划和科技行动、相关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有关作者的体会和建议.     

企业产出视角下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研究

金融科技通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够发挥就业创造效应,但随之带来的效率提升又将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因此金融科技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企业产出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系统考察金融科技就业效应的存在性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就业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规模扩大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促使产出“量”与“质”的双向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就业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在高成长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明显。此外,金融科技既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就业质量。研究证实了金融科技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为实现稳就业目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解锁绿色金融在生态效率中的潜力——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视角

利用2009-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非期望SBM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衡量生态效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地,引入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深入剖析绿色金融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对生态效率产生的非线性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对生态效率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U型”曲线效应影响技术创新,进而影响生态效率。绿色金融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类型和强度的环境规制下存在差异。因此,在推动生态效率提升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并辅之以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解锁绿色金融在生态效率中的潜力,助推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使用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发现：除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不成立外,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和各维度在不同的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同,并且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高经济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发现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