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企业“脱实向虚”如何传染？——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将大量的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趋势。文章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考察了我国企业金融化行为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利用2007-2016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文章研究发现,企业的金融化决策存在显著的传染效应,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同行业或同省份其他企业的平均金融化程度显著正相关,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信息学习"动机和"代理成本"是驱动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潜在原因,主要表现为具有信息劣势的追随企业倾向于模仿具有信息优势的领导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但反之不成立;并且,外部信息环境越差、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同群效应的金融化降低了企业的特质风险,但增加了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总体风险。文章的研究为理解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发生机制及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有意之为还是无奈之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脱实向虚”

近年来,我国微观企业的"脱实向虚"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以2007—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整体上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2)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作用较为明显,但并未对中央国有企业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助推作用越大。(3)与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的企业"脱实向虚"是基于"蓄水池"动机和利润追逐动机不同,本文发现,企业"脱实向虚"程度的提升主要是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造成了企业对金融资产的被动持有。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下,实体投资率的下滑并非是源于企业"脱实向虚"的挤出作用。恰恰相反,"脱实向虚"才是企业在实体投资受到抑制下的无奈之举。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如何引导经济"脱虚向实",并在微观企业层面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可能的方向指引。     

企业“脱实向虚”的一种解释：基于僵尸企业负外部性的视角

僵尸企业占用大量稀缺性社会资源并进行无效投资,扭曲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对正常企业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负外部效应。利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及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僵尸企业显著提高了正常企业的资产金融化水平,且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和不同测度指标情况下,结果依旧稳健。渠道分析表明,加剧正常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正常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催生大量过剩产能,是僵尸企业诱发正常企业资产金融化的重要途径。扩展性分析显示,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僵尸企业对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较高的行业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强的地区影响较大,对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较低的行业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弱的地区影响较小。     

资本脱实向虚矫正新思路：基于市场结构的非对称性

资本“脱实向虚”严重制约着实体经济发展,优化资本配置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脱实向虚”现象的成因机制展开分析,探讨治理资本“脱实向虚”的新思路。运用动态优化方法推导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最优垄断加价率计算公式,并对比分析1998—2020年中国、美国、德国多部门最优垄断加价率与实际加价率间的量化关系。研究发现：(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资本“脱实向虚”的起点;(2)中国、美国、德国实体经济产品的实际利润率普遍低于最优利润率,并且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实际利润率低于其他国家;(3)美国和德国虚拟经济实际利润率的增长并未导致其实体经济实际利润率的相对(相对于最优利润率)下降,虚拟经济的发展并未以牺牲实体经济为代价,而中国存在生产性资本逃逸至虚拟经济现象。因此,应深化改革当前金融体系,调整市场结构非对称性,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金融科技与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金融科技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综合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竞争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了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即金融科技使得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管理费用下降,从而促进了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此外,相比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且,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抑制了企业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对企业保值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不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金融科技的支撑作用,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优惠,进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     

基于虚实二重性分析的房地产理论重构

传统的仅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诠释当今房地产经济发展的现实。通过对房地产从虚拟经济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房地产具有实体资产和虚拟资产二重属性。正是房地产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房地产具有稳定经济的职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在房地产虚实二重性的基础上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     

我国区域金融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对策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基础上的金融经济。区域经济结构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推动区域金融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金融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分析：长期视角与短期应对*

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分析了此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需求侧，基于理论分析和非典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征，经济总需求会随着此次疫情的结束而在短期内快速得到恢复。但此次疫情也会加大总需求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下行压力。在供给侧，疫情不仅会降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加剧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同时也大幅降低了我国的资本投资，在缺乏有效干预措施下，很可能加剧我国资本投资和经济总体增速的短期下滑趋势。而基于理论分析，相应供给冲击也将对我国长期产出带来增长压力。基于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影响分析，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需要实施改革力度更大、更为有效的财政和货币等支持政策。     

退耕还林对延安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

对延安地区11个农业县退耕前后耕地/播种总面积、种植业结构、农业投入、粮食、油料产量与单产量以及农民年均纯收入的变化进行了研究,探讨了退耕还林对延安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退耕还林优化了农村的种植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全面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分析：长期视角与短期应对

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分析了此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需求侧,基于理论分析和非典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征,经济总需求会随着此次疫情的结束而在短期内快速得到恢复。但此次疫情也会加大总需求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下行压力。在供给侧,疫情不仅会降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加剧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同时也大幅降低了我国的资本投资,在缺乏有效干预措施下,很可能加剧我国资本投资和经济总体增速的短期下滑趋势。而基于理论分析,相应供给冲击也将对我国长期产出带来增长压力。基于疫情对我国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影响分析,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需要实施改革力度更大、更为有效的财政和货币等支持政策。     

我国的地方经济:制度特征与发展不平衡

区域性是地理学的独特视角,反映在国民经济的研究中就是对区域经济和“地方”的关注。我国的地方经济和地方政府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地方经济。针对多年来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的不断指责,文章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阐述我国地方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其中,有我国地方政权的历史基础、地方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在我国形成强势政府与强势经济的制度条件。发展不平衡是地方经济研究的又一个重点领域,但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地理学更多地要从地理条件方面去解释差异。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开发的地理成本,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偏僻的经济地理位置都会导致地区开发成本的高昂并影响地方经济的发育。文章主要讨论了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区域差异。     

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产业结构演化的研究都是从供给端计算的产业结构,本文构造了从需求端计算的产业结构并依此对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演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年价所计算的美国需求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小于供给端产业结构的变化;1970年以来美国第二产业的变化差异中近40%可以用外贸因素来解释。进而本文采取不变价计算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研究表明,自1970年以来按不变价计算的美国需求端的产业结构变化很小,且美国第三产业比例提升中有31%可以用不同产业价格因素变化来解释,44%可以用国际贸易来解释,仅有25%可以用第三产业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解释,因而收入弹性不是美国第三产业比例提升的重要原因。美国能够维持经常账户的逆差,将第三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以来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状态,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实力均无法满足大规模输出人民币使之成为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条件。     

山东省烟威地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研究

烟威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中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代内不公平现象明显；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对公平却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如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等，影响到后代人发展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在代际之间产生了不公平现象。在坚持可持续发展中应以合理布局、横向联合、政策倾斜、兼并带动、以点带面、提供援助等措施来维系代内公平。依法实现渔业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资源的持续利用，以实现代际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