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企业税率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改革这一准自然事件,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为研究降低企业税率的减税政策能否影响经济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新视角。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税率降低的公司,其发明专利数量在所得税改革后显著提高,这说明降低企业税率的减税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减税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减税创新促进效应存在差异,减税的创新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更显著。本文不仅从融资约束的视角丰富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减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而且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拓展了税制改革的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政府认定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

以2011-2015年我国内地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数据为样本,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普遍扎堆3%、且围绕3%动态调整的独特现象,即阈值效应。分析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可能只是为了迎合当前政府认定政策的门槛值。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这种普遍集中于3%的实际研发支出水平,与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绩效的最优研发支出水平相差甚远,最终会给企业带来绩效损失。以兆驰股份为案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案例公司产生阈值效应的根本原因及具体形式,并提出高新技术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应调整优惠政策力度,监管机构应健全认定政策,国家应改善外部研发环境等建议,以有效遏制研发支出的阈值效应,切实促进高技术企业创新活动。     

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混合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政府创新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减税、研发加计扣除三种政府创新政策对中国企业私人性质的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发现是:从混合效应来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性质创新投入造成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私人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这些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不同分位区间的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从交叉效应看,总样本中,政府创新补贴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及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均形成相互抵消的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之间,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形成相互补充的挤入效应。这些交叉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的不同分位区间中,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性。上述经验证据既为创新政策领域研究增添了重要的中国经验,也为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

政府补贴如何高效激励企业创新产出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基于补贴强度异质性视角,以2012—2018年我国资源型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观测对象,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补贴强度的最优区间。但基于企业政治关联异质性的分析表明,补贴的最优区间在国有企业、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和不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进而提升实质性创新产出,但目前资源型企业创新成果还未能普遍实现经济价值转化。     

政府认定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兆驰股份案例分析

以2011-2015年我国内地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数据为样本,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普遍扎堆3%、且围绕3%动态调整的独特现象,即阈值效应。分析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可能只是为了迎合当前政府认定政策的门槛值。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这种普遍集中于3%的实际研发支出水平,与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绩效的最优研发支出水平相差甚远,最终会给企业带来绩效损失。以兆驰股份为案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案例公司产生阈值效应的根本原因及具体形式,并提出高新技术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应调整优惠政策力度,监管机构应健全认定政策,国家应改善外部研发环境等建议,以有效遏制研发支出的阈值效应,切实促进高技术企业创新活动。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所得税负担会影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测算方法和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所得税减免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研究发现:所得税减免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且相对于个人所得税减免而言,企业所得税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证实了"所得税减免→人力资本积累或企业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路径;分区域来看,中部地区所得税减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在东西部地区其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政府进行结构性减税降费以刺激经济活力的政策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政府创新补贴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了吗?

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否能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科学界定数字经济企业范围，在此基础上，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数据，系统探讨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强度，该结论在稳健性分析中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于成长期、高技术行业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创新补贴与数字经济企业私人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我国当前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政府创新补贴还处于倒U型的左侧底部。同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不具有动态性。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数字产业化及政府补贴效应等相关领域文献，为数字经济时代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优化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更好地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劳动雇佣

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经济后果。以上市公司是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增加,在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这种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主要影响机制。最后,企业劳动雇佣的增加还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不仅有助于从企业劳动雇佣视角丰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还可以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视角拓展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仅可以提高社会福利,还可以提高经济绩效,实现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预期目标。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和扩大就业规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决策间双向动态耦合与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引擎产业——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将政府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的资本、人员投入及创新收益同时纳入系统框架,研究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决策之间的双向动态耦合关系,然后基于动态面板门限回归研究企业创新收益与两类R&D补贴政策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以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的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证实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是提高创新收益的根本原因;R&D补贴对企业资本投入的“挤入作用”并不明显,但税收优惠能有效激励高技术企业在人员方面的投入;政府“低补贴、低优惠”的双低策略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收益。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     

Tax cuts and enterprises’ R&D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ax cuts on enterprises’ R&D intensity. We use a natural experiment involving China’s business tax changing to value-added tax (“BT to VAT”) to identify any causali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is tax reform has prompted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 Specifically, a stronger ability to transfer tax, results in this change having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onal effect on enterprises’ R&D intensity. Furth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and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the “BT to VAT” policy. Our findings are only significant for non-state-owned and other modern servic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detailed analyses of the effects of “BT to VAT” policy, particularly the government’s subsequent improvement to the tax reform policy, to further stimulate enterprise investments in R&D as well as industrial upgrading.     

信息披露视角下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无的放矢”到“对症下药”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财税补贴成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研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是财税补贴摆脱“无的放矢”局面,成功驱动绿色创新的诱导性前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政府补贴在驱动绿色创新过程中对信息披露表现出的决策依赖性,揭示了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具有诱导效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绿色创新绩效越突出;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具有动态递增规律,成长期企业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不显著。但从成熟期到蜕变期,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递增。基于信息披露视角补充了科技金融理论相关研究,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The impac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olicy on SMEs’ innovation: Using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This study present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EI) policy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novation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he MEI policy's R&D subsidies are found to generate a positive effect on SMEs’ innovation. Although R&D subsidie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SMEs’ strategic innovation, they can promote substantial innovation and establish a solid microfoundation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R&D subsidies, tax incentives in the MEI policy cannot encourage SMEs to innovate and may eve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SMEs’ innovation.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互联网+”赋能企业创新的异质动态效应研究——政府研发资助的调节作用

在国家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以政府研发资助为切入点,剖析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践行“互联网+”创新战略。在阐释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互联网+”企业创新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推动企业创新效率改善,而政府研发资助有助于强化这种积极影响;企业层面的“互联网+”创新溢出存在明显的政府研发资助三重门槛效应,只有当政府研发资助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条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互联网+”的创新溢出;政府研发资助调节下的“互联网+”创新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空间层面上显现出差异化和动态化调节影响;现阶段政府研发资助对“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正向调节溢出还相对有限,且实际调节效果具有差异化特征,表现为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的阶梯状分布。研究结论可为新时代下构建时空分异的政府研发资助策略,进一步加快释放“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溢出红利提供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