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入能提高企业环境与财务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面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度、极端天气频发等环境问题,政府与企业都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方法。以2016—2020年340家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在补贴政策扶持下绿色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绿色投入既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还能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创新与外部政策制订两方面给出提高企业双绩效的建议,助推重污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投资效率会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创新是物质要素和劳动要素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劳动是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要素.从劳动投资效率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劳动要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劳动投资效率能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劳动投资效率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未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法律保护欠佳地区的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且良好的劳动投资效率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创新的.本研究从改善劳动投资效率的角度为促进企业创新和实现国家创新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路.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一个带调节效应的环境学习曲线模型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近年来广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09—2020年我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更显著,意味着企业的“避免环境监管处罚”动机能较好地解释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提高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对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加快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节能减排政策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电力行业的经验证据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电力行业实施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基于方向距离函数和ML指数,运用2000～201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电力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基于环境波特假说,运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秩和方法实证检验了"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对电力行业绿色技术的影响。结论证实,相对于"十五"期间,"十一五"期间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显著促进了电力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使用CFPS2012、2014、2016三年微观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因而环境规制是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2.66时,居民主观感知的环境状况转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即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感知效应存在。增强环境规制还可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健康效应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两种方式间接地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健康效应的作用效果强于创新效应。相比中低收入人群、重污染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增强环境规制对高收入人群、轻污染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     

新型政商关系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建立以“亲近”和“清白”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旨在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鲜有研究关注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7—2019年中国A股2 089家上市公司共5 490个样本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增加,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型政商关系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和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两个渠道,促进绿色创新“量质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结论可为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来自环保法（修订案）实施的证据

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以2015年环保法（修订案）实施为自然实验,利用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反而能够提高受管制企业的经营绩效。实证结果显示,环保法（修订案）实施后,相较于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的ROA增长约0.74%,ROE增长约1.48%。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促进污染企业的创新产出,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行业竞争激烈,地区法治环境完善,企业不受融资约束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强。本文基于企业经营绩效视角估计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为中国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促进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

环境规制如何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和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倒逼"效应体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挤出"效应体现在迎合政府和机会主义,在控制内生性、排除干扰性因素、改变变量定义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资源基础较强时,排污收费对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更加明显,但环保补助不存在这一现象;排污收费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成果的产出,而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成果的产出。本文发现了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对已有关于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研究的争论提供了中国的微观证据,为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持。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行业异质性、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的主体,企业行为直接关系到污染排放的多少与环保工作的成败。本文以2006-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2081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环境违规记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检验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从污染程度、竞争类型、行业周期三个角度检验行业异质性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违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行业异质性显著影响着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重污染行业,由于治污成本较高,高管更倾向于为了追逐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非竞争型行业相比,竞争型企业的高管更容易为了获得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成熟型行业相比,成长型企业较高的高管薪酬会显著提高环境违规概率。因此,要想从微观企业的角度促成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环境绩效,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形成企业环境行为与市场价值的有效反馈机制,让环境绩效更加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市场机制中;另一方面则要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针对行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差异化的高管薪酬制度,实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精准治污。     

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为企业经济绩效提升提供了新动能,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潜在关联同样值得关注。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年报文本和机器学习方法构造数字技术应用指标,深入分析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改善了企业的整体环境表现,且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以解决内生性偏误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主要源于其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改善管理层短视行为以及增强市场信号效应。异质性分析还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积极影响在外部环境稳定、研发支出占比高、行业竞争水平低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为数字化时代推动企业更好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     

风险投资机构专业化与投资绩效——来自中国风险投资业的经验证据

在对相关专业化投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假设,运用CVSource数据库200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行业专业化和阶段专业化对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短期失败容忍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绿色信贷政策实践的证据

已有文献大多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论断。本文基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践,发现当绿色信贷政策缺乏短期失败容忍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缺乏足够容忍时,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激励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反而导致了创新抑制效应,且政策短期失败容忍越低,对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抑制作用则越强。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专利保护执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会对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产生影响。由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不足,中国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挤出”效应和资源约束效应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条件。     

基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研发投资绩效研究——来自深圳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

笔者以深圳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研发投资3个维度的绩效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资与研发投资技术绩效在企业生命周期3个阶段均为正相关关系,成熟期更显著;研发投资与研发投资财务绩效在成熟期是正相关关系,在衰退期是负相关关系;研发投资技术绩效与研发投资财务绩效以及研发投资技术绩效与研发投资价值绩效在企业生命周期3个阶段均为正相关关系,衰退期表现最弱;研发投资财务绩效和研发投资价值绩效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为正相关关系,在衰退期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