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与新股定价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用中国证券市场特殊制度安排解释A股超高的首日收益率。政府管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发行公司在一级市场通过寻租取得壳资源,在二级市场上变现,这是导致一、二级市场价差的基本原因。壳资源价值可以用稀缺指标、公司规模、中签率、蜜月期等代理变量体现出来,实践证据支持基于上述代理变量的壳资源假说。     

壳公司资产重组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西方的资本市场开展得比较早,“兼并”和“购买”理论研究发展的比较成熟,资产重组只是并购理论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经济条件下,资产重组作为一个独立板块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自1993年我国股票上市审批制度实施以来,一种被称作“壳”的资源开始形成并迅速吸引了市场参与者的目光,壳公司保有的上市资格被作为一种资源被追捧炒作,其虚高的估价也被一部分专家学者所诟病,壳公司的资产重组问题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非上市公司想要获得上市资格,而壳公司又急需通过资产重组摆脱退市风险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壳公司的资产重组能获得双赢的效果。政府作为资本市场的引导者,也力求从政策角度不断完善制度规定,来规范引导市场行为,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十一五"期间房地产业的发展走向

一、房地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产业环境看,“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要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明确和清晰,这给房地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八条”出台一年后的宏观调控效果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拥有一个良     

区域创新网络的实质及其意义

区域创新网络理论是近10年来国内外经济界、地理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理论前沿。从理论抽象上看。它是一种兼具市场与组织优点的“中间性体制”组织，既可以解决外部“市场失效”，又能够克服内部“系统失效”；从方法论视角看，它是一种相对于市场范式和等级组织范式而言的网络范式，是现代经济中自由放任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从实践角度看，它是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框架，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统筹发展的一揽子方案。     

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中国经验"

中国涌现出许多地方发展模式，但最有特色的应该是“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两只手的作赖于市场企业家创新，苏州模式依赖于政府企业家创新，从本质上看两者是相辅大可不必厚此而薄彼。种模式在中国的发展都不可偏废，温州模式依系而非矛盾关系，因此     

区域现代化中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进与政策启示——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进发现,其职能转变分为四个阶段:直接参与乡镇企业管理阶段、推动产权制度改革阶段、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阶段和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的优化营商环境阶段。地方政府经济职能优化转向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从“一揽子”全能型向“放管服”有为型转变,从行政命令管理向法治化、制度化治理转变,从追求经济发展向增进社会福祉转变。从政策启示层面看,地方政府要不断提升“有为政府”的治理效能,推动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完善兼顾国家决策统一性和地方执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机制,通过不断优化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上市公司“壳”资源交易价格的理论分析

通过股权协议转让或二级市场并购来实现买“壳”上市是我国证券市场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理论界目前对于“壳”资源交易价格决定影响因素、不同交易方式对“壳”公司价值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运用两个不同的理论模型对二级市场并购和股权协议转让两种不同的“壳”资源交易方式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对企业价值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分别加以研究,并由此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安置与配置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就业一直采取国家全包、一包到底的政策;步入市场经济,劳动者作为经济资源之一,理应变国家安置为市场机制配置就业,走依靠市场就业之路。 最近,我走访一些企业发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之后,适应性明显慢于其他性质企业职工,吃苦精神、工作效率、角色意识皆逊人一筹。安置与配置的本质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安置与配置,虽一字之差,内涵却迥然有异,不能等量齐观。从行为上看,“安置”是政府行为,是不找市场找市长;配置是市场行为,是市场调节就业,是不找市长找市场;从时间跨度看,“安置”多为从一而     

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正当性及困境——以住房限购令为例

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具有一定法律依据及其正当性.而住房限购令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矫治”,即干预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权力运行方式应处于行政立法的控权范围,恪守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权力边界.但从住房限购令的实施情况看,其对主体资格和交易自由的限制都涉嫌违法,而且缺乏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程序控制机制.认清政府通过住房限购令干预房地产市场的现实困境,对于今后进一步完善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买壳上市:开满"鲜花"的"陷阱"?

随着牛市的曙光初现，重组股在市场上再度活跃，一度沉寂的“壳”资源再次受到希望进入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关注。然而，总结过去一年买壳上市公司的遭遇，有必要提醒投资者，“壳公司”并非都是金娃娃。     

安置与配置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就业一直采取国家全包、一包到底的政策；步入市场经济，劳动者作为经济资源之一，理应变国家安置为市场机制配置就业，走依靠市场就业之路。最近，我走访一些企业发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之后，适应性明显慢于其他性质企业职工，吃苦精神、工作效率、角色意识皆逊人一筹。安置与配置的本质差别，由此可见一斑。安置与配置，虽一字之差，内涵却迥然有异，不能等量齐观。从行为上看，“安置”是政府行为，是不找市场找市长；配置是市场行为，是市场调节就业，是不找市长找市场。从时间跨度看，“安置”多为从一而终…     

建立多重双向监督机制促进国有企业政企分开

建立多重双向监督机制促进国有企业政企分开苗泽华政企不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从表面上看，它造成了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加重了国有企业“等、靠、要、怕”的心态，成为国有企业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个重大障碍。从本质上看，它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扭曲、政府与企业...     

“鸠占鹊巢”——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症结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成绩与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从筹措资金以支持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要求看,我国企业债券市场远未体现其配置功能,还是政府筹措资金,弥补重点项目资金缺口,实现计划意图的融资工具。一、“鸠占鹊巢”———1998年以来企业债券发行主体结构分析依据1998—2002年发行的企业债券目录①,我们对债券发行主体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上发行的大部分…     

1‰印花税归来——印花税：让你欢喜让你忧

去年“5·30”大跌的记忆还没有退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印花税又调了。4月24日,印花税税率从3‰降至1‰。我国历史上不乏印花税升升降降的情形,每次变化几乎都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频繁调整印花税,似乎已经成为政府调控股市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次的调整，是给市场的“强心针”还是“保养品”？未来，政府与市场又该怎样“相处”？     

浅谈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预算

一、公共财政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 公共财政的提出，使得我们对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和活动范围有了更准确的认识，构建我国公共财政的目的在于解决政府或财政职能的准确定位问题。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财政，其存在、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也就是说，以“市场失灵”为标准，凡是市场能有效地解决的，财政不应介入；凡是市场不能或无法有效解决的，财政应发挥其作用，这就是公共财政的界定范围。而社会保障事业正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保障不能依靠市场经济来有效提供，但它又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出面组织。无论从资金筹集。还是从使用安排上看，财政在社会保障事业中都占据主体地位。因此，为了发挥政府对社会保障事业的领导和促进作用，必须将社会保障收支纳入国有预算管理，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概括起来，我国建立公共财政条件下的社会保障预算有以下几方面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如何借鉴与吸取欧美和东亚这两种国际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经验教训,构建符合自己国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良性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本文从西方经济学说中经济政策视角及东亚模式来考察和分析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政府与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政府与市场既要“分离”又要“合作”,是互补关系.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是经济活动的动力,但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本文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概念的相对性出发,探讨个体、地方政府、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本位利益的追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离。纯粹的市场效率追求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时如果无法有效约束个体理性的本位利益追求与政绩偏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在“双重失灵”的情况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必然导致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要在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与集体理性的“共同信念”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明确政府责任并进行追加性制度投资。     

国有企业的政府本性、改革的市场路径与行政归宿—从主体性角度的分析

私人企业成与独立经济职能的基础是个人经济权益，在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或延伸，在主体性上看，企业要么是私人，要么是政府，现代企业制度是私人企业的结果，在本源上还是依存于个人经济权利，我们要在计划体制中生成的国有企业和基础上建立现代化制度，这是“前无古人”的，是历史性难题，从理论与已有的实践看，我们的现实选择应该是，扶植和推动民营经济的成长与壮大，同步收缩国有企业的分布领域，必须存在的国有企业，正府客观上不可能主观上也不能放弃控制，在此前提下进行公司化改造，只能是行政法则与市场法则的“整合”，目标只能是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的平衡，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市场机制，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行政制度的现代化及行政能力大提高。     

全面深化改革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当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到“决定”,仅仅两个字的改变,不仅代表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理论突破。也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的市场化方向。     

中国县域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县长及其相关政府官员的直播带货数据,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区位商、类型划分等方法对中国县域政府官员的直播带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驱动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从产品类型看,“多种型”占比最多,达62.92%;“单一型”占比次之,为32.51%;“两种型”与“三种型”占比最低,两者合计仅占4.57%。从省际差异看,隶属湖南、河南与山西等省的县域直播带货产品种类多且带货量大,而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的种类较少。从主播类型看,“政府官员+主持人”最多,“政府官员+明星”最少。(2)从助农活跃度看,“昙花一现”式助农官员较多,比例高达66.87%。场次大于4的助农官员非常少,占比仅为1.05%。从参与人数看,多数县域为1～2人,少数为3～5人的组合型。数量超过5人的县域单元仅4个,分别是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山西汾西县、甘肃靖远县与宁夏中宁县。从官员职级看,不同职级官员参与直播活动的次数差异不大,且职级高低与直播带货参与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3)从助农效益看,空间格局整体呈“两大核心区,多个增长极”的集聚特征,不仅形成以新疆昭苏县与河南光山县为核心的两大高水平密度圈,而且在湖北郧西、江西莲花、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