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家庭贫困类型分析

在临海地区整体走向富裕的同时,部分临海家庭正挣扎在贫困线上。目前临海家庭贫困主要表现为认知观念性贫困、社会风险性贫困、临海社会转型性贫困、临海经济开发型贫困和家庭结构性贫困等五大类型。家庭贫困是家庭自身原因与社会原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消除、减少临海家庭贫困存在宏观的社会原因同时,更需要依据具体贫困家庭的具体贫困成因的不同,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我国私人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及策略分析

在现代银行发展中，私人银行业务以其低风险高回报的特点成为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2008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可支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已经达到41．5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绝对数量，2011年百万美元富豪家庭有望达到60．9万人，随着我国富裕阶层人数及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预示着中国私人银行业空间广大。     

转型期中等城市新城市贫困问题实证研究--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

转型期出现的新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对我国城市的外向发展和内向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而以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为主的中等城市是我国新城市贫困的高发地区。文章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利用普查和社会调查等第一手资料，分析了芜湖市新城市贫困的人口、社会和空间特征。发现新城市贫困人口具有人口同期群效应和结构性特征，空间分布出现贫困人口区位化趋势。探讨了新城市贫困的形成原因。认为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不足是我国新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转型期城市发展与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贫困人口自身因素也导致了新城市贫困人口的产生。提出解决新城市贫困问题必须依靠深化社会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扩大就业、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社区建设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自由贸易对于缓解我国就业矛盾的探索

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失业问题却日益严重。有人认为，失业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代价，或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代价。本认为，造成目前就业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的过大、素质不相适应的矛盾，是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的结果。自由贸易意味着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几乎可以在没有政府规定和限制的条件下进行，但在现实中真正的自由贸易却很少。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总量大，就业任务艰巨，其最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发展。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中国外汇市场集中度研究

本文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外汇市场集中度问题，我国外汇市场结构的特点是垄断与封闭并存，反映在外汇市场集中度上就是绝对集中度指数（Cn）和赫芬因德指数（HI）明显偏高，造成我国外汇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有外汇管制措施，人民币有限兑换，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历史因素等。文章最后提出了完善外汇市场的对策和思路。     

论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

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是我国今后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重点和目标，即实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消灭贫困人口。为此，在收入分配理论方面要实行一系列创新和突破；实践上，中等收入者的扩大，只能或主要来自于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灭贫困其实质是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问题。     

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评估*——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已进入新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能源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能有效反映福利水平。了解我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准确测度能源贫困水平与分布,有助于为今后扶贫工作提供资料基础和科学管理依据。本文构建消费者能源消费决策分析框架,并运用第一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考察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S型非线性关系,能源价格、家庭特征、地域特征等因素在能源消费决策中都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相对能源贫困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能源可支付性问题。能源贫困率在20%左右,其中电力贫困程度更为严重,超过25%。家庭收入增长、户主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城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可能性,而电力价格上涨会显著增加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     

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增长影响及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演变关系是众多学者所关心的。通过对不同指标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1990年代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已迭到饱和并开始排斥劳动力，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2)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具有不相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3)我国的产业结构存在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偏差；就业结构变动中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缓慢，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明显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