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我国基金市场存在“赎回异象”吗?

近年来,国内学者普遍使用基金短期(季度)回报率作为解释变量,基于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对我国基金"业绩—资金流量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基金市场存在"赎回异象"的结论。本文分别以基金中长期(年度)的原始回报率、市场模型及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调整后的回报率作为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发现:基金滞后年度回报率对资金净流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投资者总体上"追逐业绩"而非"反向选择","赎回异象"不过是一种假象。与此相关,本文还发现,与海外研究结论明显不同,我国明星基金不能获得超额的资金流入,投资者并不热衷于"追星"。最后,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基金市场业绩激励机制的建议。     

公益性捐赠、会计业绩与市场绩效:基于汶川大地震的经验证据

文章手工搜集了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上市公司公益性捐赠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基于突发性自然灾害情况下的公益性捐赠对公司会计业绩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行公益性捐赠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绩效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积极性公益性捐赠显著提升了其会计业绩和市场绩效,捐赠金额越多,会计业绩和市场绩效越好。     

市场情绪、公司投资与管理者薪酬--基于股票论坛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Python收集东方财富网上证指数股吧的发帖信息并构建市场情绪指数,在此基础上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市场情绪对公司投资决策与管理者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情绪与公司投资支出和管理者超额薪酬正相关,而与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对管理者短视程度大的公司而言,市场情绪对公司投资支出与管理者薪酬的影响更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市场情绪会通过迎合渠道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并且市场情绪通过作用于公司投资进而影响管理者薪酬。本文通过构建大数据情绪指数对公司迎合投资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并对优化管理者薪酬契约设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改革创新机制,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对其是否会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采用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沪股通标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上升。(2)经理人职业忧虑在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既发挥了中介作用,又具有调节效应。表明缓解经理人职业忧虑,抑制经理人短视行为是沪港通交易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3)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调节影响,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上市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更加强烈。本研究为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揭示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对于深刻理解沪港通交易制度,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保险资金持股与股价崩盘风险——市场“稳定器”还是崩盘“加速器”?

现阶段,有关保险资金持股与资本市场稳定相互关系的讨论多止于推测,少有学者以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考察。在理论上,保险资金持股上市公司,一方面可以抑制经理人负面信息隐藏,作为市场“稳定器”降低股价暴跌风险;另一方面,也能引发投资者跟风炒作,导致市场情绪高涨和股价高估,成为股价崩盘风险的“加速器”。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保险资金持股上市公司是否加剧市场暴跌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保险资金持股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是公司股价崩盘的“加速器”。这一结论在经过DID模型、工具变量回归、PSM+OLS等内生性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民营、小型和财产保险公司,在股市投资规模更大的国有、大型和人寿保险公司更能引发市场跟风炒作,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不过,当保险资金作为前十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时则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不仅为保险资金持股与资本市场稳定相互关系的讨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规范保险资金股权投资,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提供有益借鉴。     

被动激励与主动行为——对中国经理人“被动激励状态”的思考

经过几年的改革和试点，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基本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然而，从2007年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尽管国有企业的利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相关信息显示：国有企业盈利的60％来自石油、电力、纺织和有色金属四大行业，盈利50％来自涨价，企业实际亏损面还很大。为什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的公司治理结构不能有效运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笔者认为，被动激励是影响经理人发挥作用的关键点，也是我国公司治理失灵的症结所在。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我国劝诱性医疗的成因:管制、市场结构还是信息不对称?

本文使用一个价格管制背景下的医疗信号博弈模型讨论了我国劝诱性医疗现象的成因,以及管制、市场结构和信息不对称在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中的作用机制和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在无管制市场中,医生存在以价格承诺实现医疗资源最优配置的动机和可能。在政府对各项医疗收费实施全面价格管制的制度背景下,过低的诊断价格上限将使市场自发的事前价格承诺机制失灵,并诱发欺骗性的诊断结果,而药品和医疗器械使用的价格上限管制则诱使医生以增加药品和医疗器械使用量的数量决策来维持自身的垄断抽租能力。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双重劝诱性医疗均衡。在此均衡下,由于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未受影响,故价格管制无法改善患者的福利状况,反而会导致社会的净福利损失。     

农户信贷市场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替代还是互补?

基于2013年浙江省987尸农户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四元probit模型在同时控制住农户信贷需求及另一个部门信贷供给影响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农户信贷市场中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存在互补关系,且这种关系在贷款对象为富裕群体时更加明显。(2)互补关系具体体现在农户同时参与正规与非正规两个信贷部门,两个部门同时提供生产性贷款与消费性贷款以及共同支持某一借款者。(3)两个部门实现互补的内在原因是它们各具比较优势,且能够策略性地利用对方行为所反映出的信息来制定贷款决策。上述发现为认识农户信贷市场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农村信贷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盈余管理信息风险、业绩波动与审计意见--投资者如何逃离有重大盈余管理嫌疑的上市公司?

文章着眼于与盈余管理有关的信息风险如何影响审计意见的发表,以2003—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操控性应计利润对业绩波动存在重要影响,而不像以往假定的那样不影响信息风险。依据这一结论,将与盈余管理有关的业绩波动部分定义为盈余管理信息风险,进而发现：当盈余管理信息风险越大时,上市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大,并且审计意见对盈余管理信息风险的敏感性显著大于对基本面信息风险的敏感性。这表明审计意见对信息风险来源的鉴证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原因在于两类信息风险审计鉴证责任的实现方式不同。本文不仅首次提出并证实了盈余管理信息风险是甄别重大盈余管理的指标,从而在理论上拓展了信息风险与审计意见决定因素的研究,而且对于指导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     

市场变迁、政策红利与政治风险: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实施了"引进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发展战略。三十多年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引资国和发展中国家最大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快速增长、屡创历史新高,2012年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然而,伴随着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文章在对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相互投资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从中国作为东道国出现的市场变迁、政策红利的变化与发达经济体存在的政治风险等方面分析出现背离的原因,并从充分认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互投资的意义、为相互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推进双边或区域投资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相互投资的对策。     

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扩张尖部”还是“夯实底基”?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卡脖子”的科技创新问题备受关注。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对研发、转化两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变动的科技创新效应主要集中于高技术领域,在研究生教育具备一定规模的前提下,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提升能够促进高科技研发,对科创成果转化也具有显著正效应。在控制研发与转化的互动机制、更换变量测度、更换模型后,该结论仍稳健。研究认为,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调整须遵循“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考虑研究生教育布局的区域结构差异,以“夯实底基”作为“扩张尖部”的前提。同时,为最大化“扩张尖部”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各地应围绕博士教育资源构建人才战略体系。     

环境污染的治理路径与可持续增长:“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环境治理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末端治理"和"源头控制"。本文将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引入Stokey-Aghion-孙模型,考察了两种不同治理思路下的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了地方政府在现行考核机制下的策略行为,解释了我国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并运用我国2003-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受任期制约束的政府官员偏好"末端治理"方式。而长时间维持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标准不变,持续增加污染治理费用的"末端治理"思路并不可行,只有从源头上不断提高环保标准及执行力度,才能促使企业创新和使用清洁技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贸易扩张:互补还是替代?

利用中国对外投资综合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增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对我国贸易扩张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讨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在长期,中国出口增长同样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Granger原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发展,与出口的增长之间为互补关系。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角度都得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结论。     

供给结构转型、价值链“俘获”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失衡——“民工荒”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解释与破解

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核心问题的改变:就业总量创造不足问题已被劳动力市场失衡所取代。劳动力市场失衡原因首先在于,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发生了升级,新增劳动力结构主要由初中以下受教育者转变为初中毕业生,又由高中毕业生转变为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供给结构转型同时,需求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劳动力需求依然是低技能、低工资的低端就业,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性诱发了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难以调整原因在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被"俘获",无法实现价值链的升级或沿价值链攀升,难以实现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改变。对于这一难题的破解,应当采取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办法,而推动国内企业价值链整合可能需要更多的制度体系改革。     

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基于鄂中G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考察和归纳了农民农田水利上访的两种类型：以个体为主的“纠纷延伸型”上访和以群体为主的“干旱求援型”上访。接着,作者对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上访的心理文化机制,而由政权“悬浮”和市场“困局”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农田水利恶化是上访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最后,作者针对目前学界的农民上访研究进行了扩展性讨论,认为农民上访研究应该适时地从“抽象”的上访研究向“具体”的、类型化的上访研究转化。     

融资成本如何制约“清理效应”:市场摩擦还是政策扭曲——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退出行为的研究

在经济下行期,通过清除低效率企业及生产模式,市场具有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清理效应",但可能受制于市场性摩擦或政策性扭曲而无法充分实现。本文基于企业退出行为,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对"清理效应"的制约机制。实证分析表明,融资成本显著扭曲了"企业生产率—退出概率"关系,且其影响显著地集中于经济下行期,从而抑制了下行期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通过将融资成本差异分解为禀赋差异引起的部分和所有制歧视驱动的部分,发现融资成本的扭曲作用主要体在由禀赋差异主导融资成本差异的样本中,即市场性摩擦而不是政策性扭曲制约了市场的"清理效应"。     

市场拓展、报酬递增与区域分工——以“义乌商圈”为例的分析

基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历史与现实观察的"专业市场消亡论",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的现实并不相符。本文采用一个拓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模型,结合空间经济学的基础—乘数模型,分析了在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其提供了一条形成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的有效路径,并论述了在这一过程中多方均能获益的内在机理。与原有研究义乌市场和"义乌模式"的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义乌市场置于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的核心地位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