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迁移效应研究

迁移具有促进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迁移效应以及传递机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迁移效应,随着迁移距离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其中迁移区位为本乡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低,迁移区位为市外省内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高。同时,农民工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作用效果存在迁移异质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农村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提升劳动力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以阻断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代际低收入传递。     

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2009年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流动性不强;2000年以来,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的加强,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在2007~2009年有了明显的上升。非农就业、教育等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日益突出,而农村家庭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993~1995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归功于代表绝对流动的收入增长累进性部分超过了代表相对流动的收入再排序部分;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是由于收入增长的累进性部分不足以抵消收入再排序的流动性部分。     

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多维透视:1989—2009

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调研数据,从多维度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发现:除了2000—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这意味着当前农村居民改善自身收入地位的机会大不如前,农村社会的收入分层结构日趋僵化稳定;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流动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征;收入流动性对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分配起到了改善作用,同时这一作用具有全局性,而不仅体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群组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非农业户、沿海地区的农户群组的收入流动性相对较低。因此,要为农村居民营造公平正义的发展机会和环境,形成自由顺畅的相对收入流动机制,逐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中国21世纪初逐步建成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为准实验，将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数据和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相较于男性子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女性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更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低学历父代的外出务工时间和外出务工收入，有助于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提升；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子代外出务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城乡人口流动能否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我国流动人口子代能否摆脱贫困的桎梏,对于我国巩固脱贫成果与衔接乡村振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以及2017年的跟踪数据,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进行测量,为了弥补已有研究仅仅关注到的父代和子代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整体的视角来探讨代际间贫困的传递,旨在探索贫困代际传递好转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子代层与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共计对代际收入传递提供了16.79%的贡献率,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为家庭层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对男性的影响较大而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影响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大。基于上述研究,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类型、家庭创业、家庭负债等方面的帮助和政策引导,以期实现长久的脱贫和稳定。     

中国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状况及流动性趋势研究

户籍制度"松绑"之前,中国农村的家庭宗族网络一直承担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经济资源及负载着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代际传递功能。对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转移的研究是探寻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探究核心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打破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相捆绑的"富二代"、"农二代"等身份给其带来的分配不公现象。鉴于此,笔者基于CHNS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进行测度,发现其对下一代的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骤降"到"骤升"的变化态势。要进一步消除由于家庭宗族网络带来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均等问题,应强化农村市场信贷机制及农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的投入力度,让农村家庭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等也能够参与分配,继续深化收入分配、遗产赠与及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差异分析

本文在对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差异性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以及经济增长、农民收入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收入地区间和低收入地区内部文盲半文盲差异较大，高中以上教育水平差异次之；高收入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000元，受教育水平可提高0.32年，低收入地区可提高0.68年；私人教育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弹性是非线性的。     

劳动力外流阻断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目的 通过分析劳动力在外流过程中能否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研究提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构建AlKire-Foster（A-F）模型,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Logit模型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结论 父代应以身作则,正向影响子代成长;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群众普遍受益。     

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来自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作用

通过拓展Mankiw等(1992)的模型并由经验数据验证,本文发现农村劳动力参与市场化进程的程度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收入弹性有显著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是,促进农民增收,除了增加对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外,促进农村劳动力参与市场化进程也十分重要。     

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广东省1985—2010年数据，重点分析了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可看出，从农村居民的劳动力文化和收入结构的比例情况看，农民教育对农民收入结构有着明显的影响，随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民倾向于向非农行业转移。从农村不同文化程度的收入情况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受教育水平组的不同收入水平都发生变化，低教育水平与较高教育水平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即高受教育水平人群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低教育水平组。     

团结还是疏离:转型期的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基于全国农村地区微观数据的分析

为回应有关中国农村居民代际关系的争论,评估近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12年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这7年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相比于2006年,2012年农村居民三代间的情感互动频度上升,经济互动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倾斜的趋势。经济增长和农村新代际分工的形成是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呈现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代际关系在未来农村家庭生活中能否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的追踪和研究。     

天津市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天津市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和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民工收入、福利待遇、劳动权益、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公平等方面存在较严重问题,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政府应该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方面加大创新。     

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组PVAR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上阐述了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影响机制。其次,基于农业生产效率的分组研究思路,分别构建了中国1985-2012年的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区域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三者之间动态关系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两区域内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动态促进作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居民收入正向作用机制只在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显著存在。最后,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区域间的差异性。     

中国城乡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基于CHNS九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9~2011年CHNS数据和面板回归模型,在分解收入流动性的基础上,检验了中国城乡收入流动性对长期收入均等化的内在影响机制,以探究收入流动性是否会阻止短期收入不平等固化为长期收入不平等。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个体间相对收入地位排序改变引起的交换流动性对长期收入均等化具有促进作用,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引起的结构流动性对长期收入均等化具有阻碍作用;收入流动性能否促进长期收入均等化、防止收入阶层固化,取决于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的力量对比。因此,在利用税收等手段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同时,增加收入流动渠道、提高交换流动性,将有助于防止短期收入不平等固化为长期收入不平等。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目的 农民工作为农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移就业问题一直被各界高度关注。文章利用2011—2021我国31个省（市、区,未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的空间面板数据,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方法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通过莫兰检验验证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空间相关性之后,再选取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3种空间矩阵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 （1） 发现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的L—L、H—H集聚的空间特征,空间相关性显著;（2） 农民工转移就业与农村居民收入空间交互效应也显著;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 重视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进而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人力资本能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基于CHN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影响并非对所有群体都适用,人力资本因素对男性劳动力和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缺乏应有的解释力,这与男性劳动力的家庭角色定位以及年轻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动因转变有关。     

山西省农民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分析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随其受教育时间的增加有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据“人力资本投资”学说,对山西农村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时间进行统计,以此表示山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构造计量模型分析山西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论说明,山西农民受教育时间与农民收入提高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提出改善农村教育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重要性及其培训

农村转移劳动力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群体,流动性较强,就业不稳定,受教育程度有限,物质资本存量和收入水平均较低。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思想认识、技能、文化及农业工业化生产等方面的培训,对于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长期稳定就业创造条件等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与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

家庭外部环境是影响劳动力家务时间配臵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臵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利用CHNS中1989~2011年的纵向调查数据,采用发展模型,分析了劳动力调整家务时间的机制并做了城乡间的比较。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劳动力的家务时间呈现出先下降后回升的"正U型"变化态势;劳动力家务时间配臵的地域差异并不明显;劳动力的家务时间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并未遏制家务分工中性别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城镇劳动力的家务时间要多于农村劳动力,城乡差别导致农村劳动力家务时间调整的波动幅度更大。本文认为,保持经济稳健运行、消除城乡差别、发展教育事业、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并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平等化、推进城乡社会福利均等化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