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权减少了农地抛荒吗——源自川、豫、晋三省农户问卷调查的PSM实证分析

土地确权登记是充分保护农民权益、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和促进农地经营权市场化交易的重要措施。本文在梳理学术界有关新一轮农地确权研究的主流观点及其理论依据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确权与农地抛荒的逻辑关系。在确权的不同阶段,确权政策使农地抛荒减少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确权实施阶段,确权引致的产权不稳定诱发农户对抛荒农地复耕;而在确权过后,随着产权排他性增强,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下降,农户会权衡收益对农地使用方式进行重新调整。基于来自四川、河南和山西3省645个农户的系统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显著减少了农户的农地抛荒行为。但是,农户减少农地抛荒主要是通过增加对自有农地的耕作,而非通过农地流转实现,表现出暂时性复耕的特征。必须将农地确权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地市场发育、规范农地使用立法以及提高群众认同教育相结合。     

农地确权、产权状态与农业长期投资——基于新一轮确权改革的再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搭载问卷面板数据,结合全国新一轮农地确权工作进程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家肥投资。农地确权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在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中更大,表现出一定异质性。此外,农户对自有农地的农家肥投资水平高于转入农地,这种不同农地产权状态间的农家肥投资强度差异会因农地确权进一步扩大。最后,农地确权对于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业机械投资并无显著影响。     

自购还是外包: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机械化选择?

在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约束下,依赖于土地规模经济的机械化道路在中国短期内难以实现。发展建立在分工经济基础上的农机社会化外包服务,是克服中国农户家庭经营局限性、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从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入手,基于农地产权细分与生产环节分工的理论分析,借助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农村数据,采用IV ordered Probit等计量方法,从农业机械获取方式和农业机械化程度两个角度,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的农地确权通过对农地经营权的进一步明晰与细分,降低了纵向分工的交易费用,进而促进了农户对农业机械外包方式的选择,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农户在实际生产中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另外,从横向分工对纵向分工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农地确权对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受到农地经营规模和统一种植规划的调节作用。     

农地确权、交易装置与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基于“斯密—杨格”定理的分工演化逻辑

本文基于"斯密—杨格"定理中"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解释,构建"产权—交易—分工"的分析框架。运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分析农地确权、交易装置对农业纵向分工"生产环节外包"的决定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是生产环节外包的关键因素,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来扩大市场范围、实现服务规模经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农业迂回生产与专业分工,由此农业从规模经济向分工经济转型。进一步讨论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情况发现不同交易特性的决定机制存在差异。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     

新一轮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地流转?——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通过识别出农业生产激励、交易费用、交易价格以及农村要素市场联动四种中间传导机制,构建了"农地确权—中间传导机制—农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全国追踪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在整体上并不影响农户农地转出,但会抑制农地转入;(2)对于发生过农地调整、有公交车到达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村庄,农地确权更能促进农户农地流转;(3)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和交易费用机制抑制农户农地转出,并通过交易价格机制对其产生促进作用;(4)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促进农地转入,并通过交易费用机制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农地确权、土地细碎化与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决策——来自广东粤北山区农户的调查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农地确权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以及备受关注的土地细碎化的资源特征,构建“产权权利界定、产权资源特性与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借助广东粤北山区阳山县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条件混合处理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未能有效激励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行为,但土地细碎化显著抑制了农户雇佣劳动力和机械服务购买行为,还显著促进了化肥施用。进一步纳入农地确权和土地细碎化的交互项的模型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与土地细碎化两者之间不存在互补或替代的交互效应。采用中介机制、子样本分析等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由此认为,农地确权政策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性,不可教条式地过度吹捧农地确权政策的生产投入影响效应;对于丘陵山区地带而言,农业政策应从聚焦于地权制度改革调整到缓解农地细碎化问题上。这不仅对激励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而且也有利于农地“减肥”,缓解中国日益紧迫的农业资源环境问题。     

契约期限是怎样确定的?——基于资产专用性维度的实证分析

土地的福利保障与经济价值功能,共同表达了土地资产属性在农地流转缔约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集中讨论农户转出土地的契约期限选择问题。基于实证分析,本文发观:农户缔约期限的选择,主要与农户的资源禀赋相关,与土地本身有价值的产权维度的关系甚微。文章强调,由于土地对于农民具有显著的人格化财产特征,因此,赋予农户以土地的财产性权利,土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与规范化才有可能成为常态。     

农地确权真的促进农地转出吗——基于农地依赖的调节效应分析

学界关于农地确权是否促进农地流转尚未达成统一共识。本文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依赖影响农地转出行为的理论框架,采用Pr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的政策效应,以及农地依赖在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户对土地的禀赋效应并非完全存在,农地依赖呈现分化特征;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促进效应;农地依赖在农地确权与农地转出行为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效应,农地依赖会抑制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的促进效应。未来中国应加快运用和拓展农地确权成果,推动农地流转和保障农地产权;依据农户的农地依赖程度,因户制宜、分类治理;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培育农地流转市场。     

农地确权、政策执行与农户产权安全感知 ——基于山东省农户调查

研究目的：以产权安全理论为指导,探究农地确权及相应的政策执行对农户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效应,以期提高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绩效。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问卷调研法和Logit模型。研究结果：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实施后农户新证书持有状态对农户产权安全感知无显著影响;确权实施或执行过程中是否公示、确权满意度对农户产权安全感知有显著影响;农户对相关农地产权政策的认知对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建议在农地治理中加强农地确权颁证的规范管理,扩大政策信息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农地政策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农户的农地产权安全感知,达到激励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的政策目的。     

农地确权是否扩大了信贷可得性的贫富差距

确权在整体上增加了农户的信贷机会,但在农户之间这种机会并不是均匀分布的。通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对低收入农户来说,确权因强化了土地"禀赋效应"而只能有限地提高信贷可得性。对经营能力强的高收入农户而言,确权可通过土地"安全效应"而较大程度提高信贷可得性。本文利用河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确权之前,高收入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比低收入农户高46.03%;确权之后,高收入农户信贷可得性是低收入农户的106.88%,两者信贷可得性的差距增加了一倍多。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之所以扩大了不同收入农户信贷可得性的相对差距,主要是因为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     

农地确权与农户要素配置的逻辑

农地确权会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要素的配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1)农地确权在强化农地产权改善农地潜在价值的同时,将诱导农户不断提高其转出农地的保留价格,从而抑制农地流转。(2)农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在农民倾向于非农就业的情景下,投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并非是有效的行为选择,甚至存在农地非农化的风险。(3)在小农经营格局下,农地确权对抵押贷款市场的促进作用将是有限的。因此,农地确权并不必然存在促进农地流转、诱导投资激励、改善信贷可获性的内在逻辑。作者强调,挖掘农地确权的制度红利,关键在于盘活农地经营权,通过迂回投资、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从而将农户卷入分工经济。     

村庄民主与产权安全:来自农地确权的证据

民主能否提高产权安全性是一项重要而经典的研究议题。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土地调整有可能成为民主破坏产权的制度土壤。故而,需要研究村庄民主对地权安全性的影响。我国农地确权实践为此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的数据,从民主的广度层面,采用村庄投票率衡量村庄民主,定量研究了村庄民主对农地确权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选举参与率与村庄确权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投票参与率的提升更能显著提高村庄确权率;从产权稳定性视角来看,土地调整对土地确权有负面影响,在有土地调整的村庄民主对确权未发挥出更多的功效。同时,在发生了征地的村庄,民主也并非更能促进确权。据此,为了保护农户土地权益,仍需扩大农户的政治参与,特别是要动员女性群体参与到乡村政治。     

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已有试验及努力方向

本文在界定制度目标及其评价基准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典型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农地的流转集中及其租赁经营,大多是对家庭经营主体的复制与替代,土地转出农户并未成为农业经营体系中的积极参与主体。文章认为,在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背景下,创新农业经营方式的关键就在于盘活农地经营权。因此,农地产权的细分、农业分工的深化与家庭经营空间的扩展,将是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基本方向。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产权细分、分工经营、管住用途"为主线的制度内核,有可能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文章进一步通过一个目标模式的设计来解读未来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可能趋向。     

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

本文基于产权界定与产权实施的概念梳理认为40年来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从最初农民对农地产权的争权与国家的还权,到后来稳定承包关系与农地确权,其核心主线主要是围绕产权界定来展开的,其基本的制度目标是试图通过赋予农民以承包土地的排他权并强化其稳定预期,来促进农地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但是,产权强化并未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文章强调,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不能仅仅局限于农地产权界定层面的制度安排,更要探索产权实施层面的经营方式转型。降低农地产权的实施成本,依赖于交易制度的创新及其组织选择。     

农地确权促进农村共富的效力多大

本文利用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hinese Family Database, CFD),从常住地、人地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定义了四类农户样本，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农地确权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对长期务农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和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不过，农地确权会激励土地承包户提高务农概率，从而提高整体上的农业经营收入；他也会促使非农就业家庭将闲置土地转出，从而增加土地租金收入。研究还发现，农地确权对抵押土地贷款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很难通过间接途径增加农户收入。本文认为农地细碎化、土地流转的非正规化、农业生产的低机械化以及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是农地确权增收效力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更加深入的土地制度改革是进一步激发农民增收活力并最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     

农地产权的流转抑制:现象、根源与对策

随着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推进,农地产权的市场化问题成为农村土地问题的中心,但面临着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不高的困境。笔者认为,农民流转土地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农民的土地情节,而是政府的农地流转抑制。流转抑制替代了农地产权市场的演化以及演化进程中农地流转方式、定价机制、交易协调机制之间的适应性匹配。笔者认为,推动农地流转的关键是支持地方性的制度和创新,赋予农民自主交易权,尊重农地产权市场的适应性演化机制。     

农地确权、差序格局与新型城镇化

农地流转的差序格局化特征会怎样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本文以农地制度改革为着眼点,利用2015年CHFS微观数据,将农地确权、农地流转差序格局与新型城镇化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的亲缘化特征显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进一步检验作用机制发现,二者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作用方面并行不悖,农村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能够弥补正式制度不足带来的农地产权风险。因此,本文认为应着力提升农地确权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构建起高效、合理、规范的农地流转制度的同时,促进农户间相互合作,加大力度培育以农户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项目,平稳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农地产权的流转抑制：现象、根源与对策北大核心

随着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推进,农地产权的市场化问题成为农村土地问题的中心,但面临着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不高的困境。笔者认为,农民流转土地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农民的土地情节,而是政府的农地流转抑制。流转抑制替代了农地产权市场的演化以及演化进程中农地流转方式、定价机制、交易协调机制之间的适应性匹配。笔者认为,推动农地流转的关键是支持地方性的制度和创新,赋予农民自主交易权,尊重农地产权市场的适应性演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