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改善父母精神健康吗

通讯联系在维系家庭亲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现代通讯技术逐渐成为代际间沟通的主要方式,可能会对父母的精神生活与福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农村子女持续外流和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3年和2015年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对父母精神健康的影...     

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本文以社会角色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依恋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分析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受子女个体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对父母依恋行为的影响,同时受到老年父母的个体特征、对子女依赖程度的影响,但是并不受社区层面正式照料机构的影响。子女依恋行为在子女提供日常照料中具有中介作用。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人口流动常态化、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样态不断贫困化,了解并分析农村地区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现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的追访数据,从子女代际支持视角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比重分别为:55.34%(经济贫困)、53.03%(健康贫困)、34.58%(精神贫困)。二是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少,月均经济支持额在一百元左右,照料支持随着农村父母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而精神支持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三是不同类型的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存在一定程度的缓解效应。     

子女支持、代际关系与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基于西南四省市农村调查数据

子女在农村留守老人老年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替代,为探究子女支持和代际关系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文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西南四省市1 037位农村留守老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子女回家频率、联系频率、代际关系自评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代际冲突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子女的经济支持与老人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从家庭层面,鼓励子女着重增加非物质性的代际支持活动,增加代际间沟通交流频率,减少代际冲突,鼓励外出子女常回家看看;政府层面,鼓励政策多为促进家庭功能实现提供支持,维护家庭养老功能实现;社会层面,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弥补家庭支持缺位。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海南省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居住和生活状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家庭内资源配置为切入点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家庭内代际转移更多的表现为代际间交换关系,而非出于老年父母的需求。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机构建设是解决现行农村家庭养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随迁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再审视——基于随迁年龄视角

研究随迁早晚对农村青少年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随迁年龄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在不同成长阶段、居住方式和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农村青少年随迁时的年龄越小,越有利于其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相比于学龄期随迁,学龄前随迁的青少年人力资本提升更为明显;早随迁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需要建立在父母双方陪伴的基础上;相较于富裕家庭,早随迁更能促进非富裕家庭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基于此,本文从家庭和政府层面提出了提升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的参考路径。     

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处理子女随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及子女个体特征后,子女随迁使得农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总支出增加了50.50%,教育负担率提高了5.82%。其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了1.54%、校外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1.20%,学校生活费负担率增加1.48%,择校或借读费负担率增加1.59%。在影响机制方面,城镇地区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以及异地就学政策的限制,造成了校内教育支出、择校或借读费支出的被动增加。同时,子女随迁一定程度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促进了对子女校外教育支出的增加。     

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

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本文研究了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家长具有提高子女学业成绩的强烈动机,在由家长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家长之间可能互为参照,因此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相互影响。子女随迁入学有助于重构农村家长的参照对象,从而影响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sobel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结构方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农村家庭相比,随迁家庭面临的教育竞争更加激烈,主要表现为所在班级的其他家庭期望子女接受的教育程度更高,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对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有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研究表明,在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总效应中,14%～32%经由家长的同群效应(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渠道驱动。     

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模式变迁及其幸福效应——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3年CGSS调查数据从迁移结果角度对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总体水平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将其家庭化迁移模式分为配偶随迁、子女随迁、父母随迁、配偶子女随迁模式、配偶子女父母随迁模式、配偶父母随迁模式、父母子女随迁模式等七种家庭化迁移模式。研究发现,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势进一步明朗,配偶子女随迁模式和配偶随迁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未婚城市农民工父母随迁模式的比例有所上升。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模式存在着年龄和地区差异。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结果发现,流入地家庭规模越大、携父母随迁、携配偶随迁会提升城市农民工幸福感,而非家庭化迁移则对城市农民工的幸福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农民工的这一家庭化迁移历程有利于其真正在城市稳定迁居,实现市民化。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

本文利用安徽省农村老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Multi-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从老人状况、子女数量及家庭代际支持三个层面,考察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制约了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老人居住安排的性别偏好未能充分体现,女儿对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有显著影响;成年子女外出打工带来的代际支持的变化对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也有显著影响。     

农村随迁老人福利的测度及差异分析

在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成为主流的时代,日益庞大的农村随迁老人成为社会亟需关注的群体,提高其福利水平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农村随迁老人福利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农村随迁老人的福利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随迁老人的总模糊指数为0.2915,福利水平较低,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经济状况的福利状况较差。与城市随迁老人相比,除了身体状况外,其余功能性活动的福利状况均低于城市随迁老人,并且农村随迁老人个体间福利差异较大。本文认为提高农村随迁老人福利的核心是提高各功能性活动的获得能力,加强社区服务,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体制,给予农村随迁老人公平的待遇是提高农村随迁老人福利的关键。     

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调查

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国农村,持续的婚姻挤压不仅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且改变了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途径。本文利用2008年安徽省乙县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及代际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挤压中的儿子失婚、因儿子失婚而遭受的负面社会舆论成为削弱农村地区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新途径;传统代际支持中的经济、家务和情感支持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远不及儿子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削弱来得直接与强烈;对于相对贫困的有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父母对经济支持的迫切需求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仍是制约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性别、子女的个数已不再是影响父母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的影响进行了微观层次的探讨,并对该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子女外出务工对"空巢"家庭养老的诸多方面,例如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产生了显著影响,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因父母的经济、身体和心理状况,子女的收入和家庭状况,以及老人的配偶和老人有几个子女等状况而异。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吗——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北大核心

非农自雇佣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选择,其在改善家庭福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被给予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鲜有研究就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开展分析。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子女综合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显著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讨论发现,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不同性别、认知能力处于不同分位点子女的认知能力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也从多个维度探究该影响背后的机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意味着更可能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促进子女学习投入度以及随迁概率的提升。     

提升社区随迁老人体质健康的可行性路径研究

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随着农村年轻人逐渐向城市发展,大多数父母也跟随子女一起迁往城市生活。社区随迁老人需要适应新的环境,他们的体质健康将会受到很大挑战,针对提升社区随迁老人体质健康可行性路径的研究非常必要。论述了社区随迁老人的含义,分析了社区随迁老人体质健康的现状,提出了加强社区随迁老人健康教育、自身管控、家庭氛围、社会支持等方式,以提升社区随迁老人体质健康。     

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隔代照料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引入隔代照料时间变量,本文考察了隔代照料强度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且年均时间为3～6个月的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改善具有更明显效果,尤其是对女性中老年人、在婚中老年人和老年人。研究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呈倒“U”型趋势,主要是因为适度水平的隔代照料有利于改善农村家庭养老水平和代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