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场域内精英俘获的两重向度

在"五个一批"精准脱贫实现途径中,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举措。村庄调研发现,农村社会分化带来的扶贫主体缺失、运动式治理带来的扶贫开发的悖论和"条块分割"管理带来的权责不匹配给精英俘获提供了社会基础、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在基层产业扶贫实践中这种精英俘获表现为两个向度:基层政权选择性治理带来的"被动俘获"——村庄向度上的俘获精英;项目制实践运作中,精英相互合作主动俘获扶贫项目资源——个人向度上的精英俘获。前者受制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遵循的是地方政府科层制的关系理性;后者则体现为自下而上反控制的经济理性,遵循的是乡土社会的实践逻辑。     

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结构镶嵌于"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中,融合了乡村治理的实践面向,表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配置模式。文章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乡村治理结构以弹性。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村级社会资本与项目“抓包”——来自贫困地区的新证据

本文结合一个乡镇扶贫项目分配的案例以及11省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村级社会资本与项目"抓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关系侵蚀了项目制的技术理性治理逻辑,使村级社会资本成为影响项目"抓包"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信任环境与较高的政治参与度,既能平衡村内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以达成共识,又能降低项目实施的交易成本,在项目资金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和非贫困村表现更明显。因此,完善赋权机制、强化经济联结是积累村级社会资本的可选途径。本文的研究证实了项目与村庄的对接具有普适性的运作逻辑,且为理解项目制所形成的基层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践困境、内在机制及其出路

资源下乡背景下,公共品如何实现有效供给是基层治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以成都村公资金1.5年制度实践为切入点,探讨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内在机制。依据制度规范化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出现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实质民主转为形式民主、治理目标偏移的三重困境。而造成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困境的内在机制在于:规则过密化带来制度运转和资金使用的附着成本过高,无法与村庄需求相适配;政府治理事务介入村庄治理,挤压了村庄内部治理空间,村庄成为治理客体失去自主性;公共品供给目标模糊化,致使制度实践中多重目标张力难以弥合,打破了村庄原本的良性治理秩序。为此,在公共品供给中,要创新资源输入方式,实现资金使用自主权下放;激活村内民主,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明确资金输入目标,契合村庄发展需求。     

分级处理与资源依赖——项目制基层实践中矛盾调处与秩序维持

本研究在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中国F县涉农项目实践为分析对象,根据项目所属层级划分县、乡、村三级项目,试图呈现项目制基层实践过程中矛盾调处的内在逻辑及其后果。研究表明,因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和授权问题均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基层政府(组织)在矛盾调处中"各扫门前雪",并没有形成组织合力,矛盾大量涌现且最终化解手段均指向国家资源的进一步输入。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项目制实践过程中基层秩序维持的一般逻辑总结为"资源依赖"。项目制实践中基层治理"被消解"是资源依赖的结构动因,与分利秩序相互促进且构成项目制基层实践的"一体两面"是资源依赖的基本性质,资源输入内卷化态势延续成为资源依赖的深层后果。     

农村税费改革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

本文利用CHIPS2002村庄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和双重差分结合匹配倾向得分(DID+PSM)方法,估计了农村税费改革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得到了稳健的结论:农村税费改革导致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显著下降,其中,教育开支和行政成本的下降尤为突出。导致上述结果的核心原因是,农村税费改革减少了基层政府的财力。在结构上,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税费的征收机制,削弱了县乡政府干预村庄治理民主化的动机,从而加强了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节约了行政开支;另一方面,在农村教育支出责任上收到县级政府,村庄集体收入减少的条件下,削减教育经费便成为村级组织的理性选择。     

贫困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摩擦和调适——基于广西G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G村为例,结合乡村现实场域,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了包括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贫困治理中的多重摩擦和调适。研究表明,第一,在精准扶贫的基层实践中,县、乡之间存在着财权管理者与事权承担者的摩擦,县、村之间表现出资源分配者与资源竞取者的摩擦,政府与村民之间有着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接受者的摩擦,同时作为政府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村干部则需协调双重行动逻辑。第二,为推进贫困治理工作,这些主要利益相关者运用各自的策略在部分摩擦方面实现了调适:在贫困治理政策宣传中,通过基层政府正式传达与村干部非正式沟通的结合,实现了政策动员;在贫困治理政策落实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村干部通过"跑项目"与整合使用项目资金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灵活变通"来推动产业扶贫实践;在扶贫检查中,自查中的"合谋"与抽查中的数字化评估削减了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摩擦。因此,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应注重回应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并构建和完善相关协调机制,从而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各自调适行动的效率最大化。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村治主体的缺位与再造——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理事会为例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的村治困境,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和内生性村治主体无法生成,使村庄自治事务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基于加强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活动开辟了以村落理事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供给式的村治主体再造路径,具体从村治主体的治理单元、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展开再造。村落理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构建在村精英的吸纳机制、村庄内部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民主协商积极性的激发机制,实现了村庄的良性治理,适应了农村社会非规则化、非格式化的特征,是应对村庄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湖北省秭归县的村落理事会建设经验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改革提供了方向。     

党建引领、跨层级协同与乡村超常规治理——基于陕西省Z县的调查

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运作逻辑。本文基于陕西省Z县推行的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党政互动与组织联结、任务量化与压力传导、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对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实践运行样态及其逻辑机理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是乡村超常规治理实践中生发并运行有致的一套治理机制,具有领导小组模式下的组织系统虚实结合与条块统合、指挥部模式下治理资源的跨部门协同与跨层级整合、中心工作模式下治理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伦理聚合的逻辑机理。这为我国特定制度情境和实践场域中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探索中,必须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和增强治理本领等举措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改革30年: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

本文通过对改革30年来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的回顾,充分肯定了“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国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分析了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一些思路。     

农村治理中“项目进村”的村庄回应:理论意涵与现实问题

随着项目制对我国农村治理的影响力渐增,"项目进村"如何有效激发农村治理活力成为农村治理创新的关键。相关研究聚焦于政府视角和宏观层面,对村庄回应还少有关注。村庄回应包括交相作用的三个层面:对自身利益诉求和资源的感知,对外来行动主体之诉求和影响的评判与认同,互动方式的选择与社会行动的实现。基于不同类型项目的调研发现,三个层面各有其特点且存在不少现实问题,村庄回应水平及效能的低下使"项目进村"意外效应不断,难以达到预期政策目标。以村庄回应为理论视角和实践面向,有利于探明"项目进村"的实践逻辑与问题成因。只有优化村庄回应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支农资源的积极作用以及"项目进村"对农村治理活力的撬动效应。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复合经纪机制: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结构的形塑——基于湖北省B镇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运作实践

本文引入经纪理论,通过赢利经纪、保护经纪和行政经纪的概念构造出"复合经纪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湖北省B镇4个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践案例,对乡村振兴中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生成机制、土地股份合作社促进乡村有效振兴的运作机制以及乡村振兴对基层治理结构的形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自上而下的政策势能、地方政府的基层创新和村两委的功能不足是土地股份合作社产生的原因;(2)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关键性中介组织,通过复合经纪机制将政府、农户、企业、村两委联结起来,并形成多元合意的利益共同体,进而促进乡村有效振兴;(3)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使政府项目进村和企业资本下乡,因土地股份合作社在组织农户和整合土地中的功能优势,成为村级项目承接和市场对接的替代性组织;(4)乡村振兴中通过复合经纪机制形塑而形成的多元合意的利益联结共同体是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新结构。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机制分析

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机制的逐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突出地表现在政府职能与村民自治相分离、集体经济资产经营管理职能与社会职能相分离以及村级事务决策权与执行权相分离.这不仅使基层治理结构的权力配置与运行更具民主性,而且在治理方式实现了群众参与的最大化,有助于打破基层行政的体制性障碍,也有助于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     

乡村政策执行中“连带—制衡”机制的运作逻辑及实践困境

乡村政策执行是效率与合法性的综合平衡。围绕政策合法有效落地,政策执行主体策略性地采取“连带制衡”机制.通过乡村之间的责任连带与权力制衡、精英群体的关系连带与组织制衡,以及村庄内部的利益连带与伦理制衡等,确保政策下乡与责任下沉的同时,实现矛盾内化与风险转移。但“连带—制衡”机制的实践,易陷入避责与认同合法性的逻辑怪圈,尚难规避政策目标偏离和村庄治理“悬浮化”等问题,需构建权责利一体化的基层政策执行结构与秩序加以化解。     

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

围绕乡村社会三个时段中出现的内卷化问题,本文构建"中央政府—基层政府—村庄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并比较不同时段中内卷化的形塑机制。国家代理人监控不足、基层政府压力与自利表达以及村庄社会规则功能发挥缺失共同构成乡村治理领域中内卷化问题得以延续的基本原因。三者在不同时段中差异化的表现,带来不同时段内卷化问题在形塑机制上的不同。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克服内卷化困境,需要以村庄社会公共性重建和村庄社会主体性发挥为着力点构建国家、基层政权与村庄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和制衡机制,以村庄社会规则的积极培育和有效利用克服技术治理的单向度推进。     

民主与效率:冲突抑或协调——基于湘西乾村村庄治理实践的实证分析

有关治理中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二元悖反关系、目的—工具关系与伙伴关系三派观点,彼此争论的核心在于二者到底是冲突还是协调。为了探讨村庄治理实践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真正的关系及二者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湘西乾村作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村庄治理中,处于被动参与和低效治理中的乾村,民主与效率整体上是相互协调的伙伴关系,实质性参与对效率有促进作用,而非实质性、象征性参与对效率的作用不显著,效率对民主的促进作用大于制约作用,村庄治理系统的成长可以提高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程度。民主与效率伙伴关系的强化,需要加大村庄治理实践实质性参与力度,提高公益性村庄治理实践活动的效率,并减缓公共项目成本和治理时效对民主的抑制作用。     

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及对策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扶贫开发的重要理念。本文考察了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内的乡村精英对于扶贫项目开发都有较大的干预优势和作用空间。从村庄内的权力结构制约、治理环境复杂性、扶贫制度的固有缺陷、项目信息传递的差序格局、参与式理念的水土不服以及扶贫内卷化趋势等方面对精英俘获进行了成因分析。提出激发乡村精英能动性、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规范扶贫项目过程以及确立精准有效的瞄准机制等对策,以便克服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推动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