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与政治效应关系初探——以国民待遇为视角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树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具有经济与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将实现我国经济的深度发展、区域合作的新“风向标”;政治效应则以制度改革为契机,实现简政放权,建立起符合国际标准的自贸区法律规范,以政治效应引领我国其他各地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设。经济效应关联政治效应,有助于推动上海自贸区立法的示范作用,积极为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

"中国模式"和经济"新常态"作为近年来出现在理论界和公众视野的热点词汇,前者承载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经验总结;后者是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分析和研判。"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其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也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推动"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以使其妥善应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是关系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在"新常态"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而转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具体方式与策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是推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     

创新转型与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大力推进我国经济的创新转型和全面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也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必须把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内涵和基本要求,把新型城镇化、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全方位创新转型作为实现中国经济创新转型升级的突出重点,努力构建创新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深化改革,争取改革的新红利,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实现创新转型升级探寻有效的实现路径。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国际竞争优势重塑

以大数据为通用技术的新科技革命将对社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引发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新科技革命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主要驱动力,以数据为全新且主导的生产要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社会经济产出的服务化和体验化功能。在此背景下,产出升级模式将成为产业升级的主导模式,C2M将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研发设计环节的作用愈发重要。因此,中国企业需要加强自身数字化能力、连接能力和研发设计能力的建设,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便利条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强创新型企业文化建设,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开拓利基市场。     

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效果与模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全面进步,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改革开放过程虽然也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程度受到新自由主义干扰、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问题。但毋庸质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模式创新,这一成功的改革模式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定位、内在逻辑与发展前景

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自贸试验区被赋予“开放升级”和“体制改革”双重功能：一是在服务业和投资领域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二是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全国整体融入世界经贸新规则提供压力测试。这种功能定位既有国际背景的压力驱使,也有国内环境的迫切需求,并且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具有明确的试验目标、行动策略、路径选择和发展前景。虽然在推进过程中面临一些制约,但未来发展趋势不可阻挡。目前自贸试验区主要面临部分区域功能定位相互重叠、对外开放功能受限制、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尚未建立、法律支撑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从优化竞合格局、赋予更多实验政策和健全监管体系等方面入手加以改善。     

对中国经济改革理性模式的思考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探索的实践过程,而这一探索是在经济上没有其它退路,也没有共它明确参照系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显著标志     

关于建立两岸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法思考

中国与中国台北同时入世，对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在WT0法律框架下，建立两岸自由贸易区，不仅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法律上的可行性。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政治分歧不影响经济合作、两岸经贸关系平等、友好协商等方针，借鉴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国际组织的经验，建立适合于两岸情形的自由贸易区法律模式。     

选择适宜的技术发展路径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年后仍保持强劲动力，除了高储蓄率为投资快速增长提供源泉、劳动力供给充足、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调动全民积极性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益加快的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迅速升级，使中国成为全球公认的制造中心。可以说，没有技术水平的快速进步，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进而也就不能保持出口的高速增长及由此带来的高就业和高增长。过去30年中国技术发展道路支撑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总体看是成功的。     

经济新常态下职业教育的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处于"新常态"背景之下,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也不断升级优化发展,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由之前的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开展也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篇论文主要论述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关于职业教育的改革,以期能够更快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次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债危机,对中国而言,其影响必定是深远的。由于全球金融市场通过跨境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一旦美国次级债危机升级进而引发美国金融市场危机或者美国经济衰退,这将对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对美国次债危机的演变应保持高度警觉,应更加慎重地看待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及早采取一些应急预防措施,减缓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目前,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已进入全面推进的实质性阶段。但在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诸如经济上的华资合理流动与华人“效忠”问题,政治上的自由贸易区领导权问题．安全上的“中国威胁论”以及南海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中国经济改革是解决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的必然要求。渐进式改革是学界关于中国改革特性达成的一个共识,而采取此种改革模式却是取决于以下原因：过宽的“制度鸿沟”、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以及“制度记忆”的“缺失”。由于“渐进式改革”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至很多艰难和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并遗留下来。在渐进式改革逻辑下,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是缺乏效率的。由于政府具有合法强制力．当自发的市场力量导致利益目标分散时,政府能有效地聚合各种价值取向,平衡利益冲突,减少改革成本,使市场化进程顺利推进。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需要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模式,但在理论和实践中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障碍。     

我国出口加工区发展路向选择浅析

出口加工区是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指导原则,改加工贸易“漫山放羊式”为“圈羊式”管理,逐步把增量引入区内。遏制走私的原则设立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工贸易的逐步升级,出口加工区几年来发挥着改革示范区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随着多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出现．各种区域在功能上出现交叉、重合现象。怎样凸现出口加工区的保税加工功能优势,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文章通过对出口加工区的基本功能、政策优势、存在问题的分析。得出出口加工区向保税物流港区逐步过渡进而向自由贸易区方向迈进的发展路向．     

入世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入世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根据条件的变化作相应调整:以平衡型战略取代出口导向型战略、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目标调整引资战略;建立新的经济流转方式,尽快转换融资制度、建立“收入-消费-产出”新的动态平衡机制;转换企业改革的重心,实现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分割处理;同时,推进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以化解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压力。     

劳动力变迁助推经济转型：基于人口结构的研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有关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议题越来越激烈。文章基于对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研究,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有助于带动消费增长,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转型经济中改革的基础,速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理论分析表明，在转型经济中，改革的速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明显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并非改革的速度越快经济增长就越佳。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最佳需要有快速但又不致引起过多反对的“适度的快速”－－这正是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深化阶段面临的问题与化解—从改革成本角度的思考

从总体上看,在中国经济改革起步阶段,通过体制外推进、双轨过渡方式,力求使改革成本内部化,化解了民众个体的改革成本。伴随这一推进方式,中国经济20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迈入深化阶段,改革的边际成本呈递增之势。一方面,改革没有回旋余地,需要“正面突破”;另一方面,政府受改革成本支付能力的限制,导致个体民众改革成本不断增加。因此,如何化解个体民众改革成本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各种问题,将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难题。     

准市场主体的价值取向

由于受转轨时期制度变迁方式与改革方略的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体现，企业也没有成为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事务中的决策空间却得到拓展，就其掌握的资源和承担的职能而言．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目标的“准市场主体”。承认地方政府的“准市场主体”角色，有助于廓清转轨时期经济增长格局的实质，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角色只能是一种转轨，未来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由地方政府重新分配给企业，才是改革由局部推进到整体转换的真正方向。     

上海新故事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称,这是中国新领导人的又一项“顶层设计”,有望改变世界贸易格局。 商务部有关人士也指出,这是改革开放又上的一个新台阶,意义不亚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成立。 这项顶层设计、新台阶就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 上海自贸区这个被视为“更高层级的开放、新政府下一步改革风向标”的新事物,改革试点包含贸易、投资、金融、行政管理四大领域,舆论倾斜性地将讨论焦点集中在金融改革领域,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将上海自贸区狭隘地理解为一个自由金融试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