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山东省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入关系

利用山东省统计数据和山东省莘县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山东省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民收入现状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在统计数据上显示正相关关系,但是,莘县调研数据显示二者关系并不具有明显正相关;教育显著影响了农民收入结构。因而,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初中、高中、职业培训、中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农村社会服务业,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与增收政策选择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存在绝对收入低、增长速度缓、城乡差距大等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政府选择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减少农民数量为目标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提高农村的教育数量与质量、积极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加快城市化建设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     

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在代际关系的视角下,子女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赡养行为以及父母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父母的主观幸福感。本文基于CFPS2018年的数据,探讨中国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有积极作用,解释了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偏向于舍弃孩子的数量而成就其质量。（2）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在父亲和母亲、城乡及不同年龄段父母之间存在明显差异。（3）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还会受其个人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态、收入、子女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从降低生育成本、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湖北城镇居民期望子女受教育程度调查报告

作者抽取湖北省1540个样本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进行了统计调查。统计数据和湖北省高教投资能力、人才市场状况说明我们既要保护城镇居民期望子女上大学的热情,又要正确引导他们合理确定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目标。这既是湖北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又是湖北湖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希望所在。     

从农民收入结构探寻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农民收入关系到农民利益,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好地反映出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的原因。透过这些原因我们便能制定出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收入的策略。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教养的关系分析

家长,特别是父母,是家庭教养的执行者,直接影响着家庭教养的状况,进而影响家庭教育的成败。论文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经过研究分析而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深刻地影响着其自身素质及家庭教养状况,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家庭教养的机制。     

子女数量对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2006、2008年)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子女数量对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其受教育的程度。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较之"多生组"家庭或"农业户口"家庭,"少生组"家庭或"非农业户口"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如"少生组"家庭或"非农业户口"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概率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非农就业机制研究

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工作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非农就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助力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关键。基于此,利用第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Tobit模型和多元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比例,从而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     

我国城镇居民增收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我国1978年-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城镇居民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无论在短期和长期对农民收入都有正向作用,这表明,虽然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中存在削减农民收入的"切蛋糕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其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的"做蛋糕效应".另外,农民收入都是影响自身未来收入的重要变量,这意味着,当农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便能形成一个促进自身收入持续增加的一个自我增进机制;相反,如果农民收入水平低,或者一个意外冲击造成其贫困,这就可能使该居民被"锁定"贫困.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加入心理因素的城乡比较分析

收入流动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收入流动性结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格局。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10—2012年、2012—2014年和2014—2016年三个时间段,整体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家庭收入流动的向上/向下比率均大于1,表明当前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合理,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虽然低收入层级向上流动的几率较大,但高收入层级（尤其是城市地区）固化的现象也较为显著;长期来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有助于防范家庭收入层级向下流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基于村庄内外的视角

利用山西省2004年3 506名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村内、村外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在进行OLS估计,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选择性偏误,使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纠正后发现,无论是在村内还是在村外,受教育年数对非农就业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过职教培训与劳动力村内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但其对村外非农就业收入的促进作用却十分明显;拥有技术职称在村内取得了显著的收入回报;健康对于村内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但在村外,健康成为重要的影响变量。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构成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贡献额度不断增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额度逐渐减少。本文以1990年到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对三者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劳动力转移、土地对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不同构成成分,具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并得到三个推论。     

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及模式研究

资产结构是指企业资本在不同资产形态上分布状况及分配比例。资产结构一般具有整体性、封闭性、动态性等特征;资产结构的形成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影响企业资产结构的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的类型,并根据资产变现性的特征,将资产结构模式分为三种类型。     

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位徘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格局的研究要突破收入数量视角,从收入性质视角予以深刻剖析。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核心思想,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流动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采用1991—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优化地方政府收入结构的政策选择

本文主要通过对近几年我国地方政府收入结构中税费结构和各税种结构的分析,研究影响地方政府收入结构的主要因素,寻求优化地方政府收入结构的途径,探索加强政府收入管理的办法,从而更好地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其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1995-2011年的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数据为样本,探讨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农村居民旅消费的关系,然后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建立对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大;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双向影响关系,和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是单向影响关系。     

广东省居民收入结构及其对消费的影响分析

研究表明,广东省城镇居民以工薪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村居民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均较低。与全国居民相比,广东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工薪收入占比近年来也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越来越成为广东农村居民收入的主体。这种以劳动收入为主体的收入结构,决定了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     

人格特征对保险排斥的影响——基于家庭收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数据,实证研究了户主人格特征对家庭保险排斥的影响以及家庭收入在其中发挥的传导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大五”人格模型中户主的开放性维度下的“行动力”、顺同性维度下的“信任感”以及神经质维度下的“多愁善感”对家庭受保险排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家庭收入在其中扮演着显著的中介效应作用。通过家庭收入中介效应,“乐群性”人格特征对家庭受到保险排斥明显提升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和积极消除我国居民家庭受保险排斥现象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