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不同的影响。提高农民的工资收入,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现实意义。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结论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工资性收入虽然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弹性不是很大,但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快,对农民收入贡献较为突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不高,但对农民消费影响显著。从不同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对促进农民消费有现实意义,也更能就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形成原因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空间越来越小情况下,增加财产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由于制度障碍、农民素质不高等原因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拥有量少,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低。分析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并找出其原因,提出对策。     

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之和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系透析

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在VAR模型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农民工资性收入与我国第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之和同步发展变化情况,并阐述了它们相互变动对自身和对方影响程度的传导机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农民工资性收入与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之和应协整发展。     

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消费的实证分析

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重庆统计数据,分析收入及收入结构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层面分析,持久性收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对农民消费影响最显著,提高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正的影响;从收入结构分析,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会极大地刺激消费需求。因此,应大力提高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并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江西省农民收入结构及地区差异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由于受客观环境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总体水平不同,农民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低,地区差异不显著,差异突出体现在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上。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仅要改革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关键是要把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这样才能产生良好效应。     

基于收入构成角度的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路径研究

收入问题,是农民过上小康生活的首要问题,对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尤为重要。本文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对农民收入各种来源的影响作用作了详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和对策建议: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在未来有可能成为缩小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的突破口,要充分发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要发挥粮食主产区比较优势,稳定家庭经营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增加中央对粮食主产区的农业补贴,提高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均衡农民收入分配。要引导财产性收入的发展,确保财产性收入不显著拉大经济发达地区与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差距。     

数字技能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提升数字技能是拓展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可靠路径,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可以显著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来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要稳步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网络拓展效应及资产优化配置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安徽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研究

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文章在对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1988—2009年安徽省数据,分析了二者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湘西自治州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联研究——基于灰色理论

选取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受教育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7个与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相关的指标,依据2001～2010年湘西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采用灰色理论,计算出了7个指标与湘西自治州农民人均纯收入间的关联度,结果显示,各指标与湘西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联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为r4〉r2〉r1〉r3〉r5〉r6〉r7。在此基础上,结合湘西自治州实际,就如何加快湘西自治州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促进湘西州农民增收提出对策建议。     

农户信用社贷款的信用风险判别分析

对我国农村农户贷款违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信用社服务、非种养业收支和自营收支等对农户是否违约有着显著的影响,年龄、教育年限对农户是否违约也有较大影响。     

扩大内需视角下农民工资性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农民的消费支出与工资性收入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关性较高。因此,通过农民消费支出与其工资性收入的实证关系说明,适度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能够有效启动农村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消费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     

农地使用权资本化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运作。通过农地使用权资本化,农地使用权具有的价值、财产、融资和资本等新功能可以得到充分地体现和发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也会相应地得到不同程度地提升。而确保农民增收的制度化和持续性,相关制度和机制设计必不可少。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加入心理因素的城乡比较分析

收入流动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收入流动性结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格局。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10—2012年、2012—2014年和2014—2016年三个时间段,整体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家庭收入流动的向上/向下比率均大于1,表明当前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合理,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虽然低收入层级向上流动的几率较大,但高收入层级（尤其是城市地区）固化的现象也较为显著;长期来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有助于防范家庭收入层级向下流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