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形成、信息鸿沟与异质福利——基于中国地区层面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尝试将消费习惯引入信息消费增速提升的福利效应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运用1992~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信息消费数据,测算了信息消费增速提升给中国不同区域城镇居民带来的差异福利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内部习惯特征对中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引入习惯特征后,信息消费增速提升1%相当于在其未来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补贴0.27%~26.05%信息消费产品或服务;第二,无论是同质性偏好还是异质性偏好假设,四大板块中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福利效应均高于东部地区,区域间信息鸿沟转化为福利差异。因此,在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力度。     

启动消费引擎需要“贫富兼济”——异质收入群体消费增速提升的福利效应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国内消费需求过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现有研究往往将消费需求过低的原因归结为消费能力不足.将递归效用函数引入Lucas原始模型,并以此拓展模型为依据,使用转型期中国城镇七等分收入组居民消费数据测算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增长的差异化福利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消费增速加快对消费者经济福利的提升效果显著;第二,消费增速加快的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同质性偏好假定下,收入等级越高,消费增速加快的福利效应越小;考虑消费群体偏好异质性后,促进消费增长对富人经济福利的提升效果更明显.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要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以推动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增长,也要关注高收入群体消费的增长.     

大米价格波动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1991-2009年大米生产与消费的相关数据,在对大米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估计的基础上,运用Minot福利效应模型对中国大米价格波动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1991-2009年期间,价格波动导致农户短期生产福利为26．79亿元,农户短期消费福利为-68．17亿元,农户短期总福利累计为-41．36亿元;农户长期生产福利累计为27．43亿元,农户长期消费福利累计为－18．93亿元,农户长期总福利累计为8．51亿元。大米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收入与大米消费支出变化的相对值决定农户总福利效应。当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收入大于大米消费支出变化时,农户福利得到改善;反之,农户福利恶化。大米价格变动的农户长期福利效应与短期福利效应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农户长期福利效应优于短期福利效应。     

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探析

依据相对收入假说理论,通过分析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联动效应,分别研究相对收入假说构架下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棘轮效应",同时,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基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这两种效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实证研究

信息消费正成为社会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2--2008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直接促进了农村信息消费的增长．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农村信息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对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促进我国农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弹性分析

文章基于QUAIDS模型,采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截面数据,探讨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需求弹性,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价格弹性。结论显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对医疗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地区差异对其有负向影响;医疗服务大体上仍属于生活必需品,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将增加对医疗服务的消费;对农户进行收入补偿,能够减少食品消费价格上升对医疗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相对于高收入农户,其他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对低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影响较大。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在考察旅游需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选择1994-2008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不仅受自身收入、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制约,而且受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收入弹性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仍是其旅游消费的最大制约因素;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有显著的不可逆性,＂棘轮效应＂明显;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此外,农村居民居住消费对旅游消费有＂挤出效应＂。因此,在继续重视增加农民收入、拉动旅游消费的同时,可通过培养其良好的消费习惯、建立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正面示范机制,发展农村旅游休闲消费。     

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发生较大变化,然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按照"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这一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种性质收入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各种性质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并进而计算出各种性质收入在1998-2010年期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结果发现: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相对较大,但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补充收入来源的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正好相反。即这两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较小,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较大。基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从而较快提升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在长期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基于隐性直接相加需求系统的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支出份额有很大的差异,食品和衣着这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品的边际支出份额小于1,而其他六类消费品则都大于1。从支出弹性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而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存性消费比重逐步降低,发展性消费开始成为提高农民福利水平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在进一步努力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扩大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补贴政策,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此外,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的支出弹性随收入分布呈倒U变化,这极大地改进了传统需求系统只能拟合线性变化的不足,丰富了对居民消费结构的认识。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以安徽为例

基于1993—2010年安徽农村居民消费统计数据,运用综合统计分析和多维度数据ELES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安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消费结构仍不够合理,食品、居住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仍然较高;农村居民对生存型消费需求仍具有较强的刚性,对生存型消费的依赖程度尚有较大降低空间;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具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收入仍然对安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变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最终消费率过低之谜

本文通过对最终消费率的分解,发现导致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表面原因在于居民消费项目的变化。但是,通过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特点的分析后发现,导致居民消费过低的根本原因,一是居民真实收入不高,居民的储蓄性动机仍然很强,政府对居民的“补贴不足”;二是政府对消费性投资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对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政府都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改善目前的消费状况。实证分析表明,居民真实收入的增加依然是影响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而对消费性产品的投资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的扩大。     

财政民生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乡服务性消费

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和财政支出民生化倾向日益突显的背景下,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效应及影响机制备受关注。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3SLS）的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民生支出总体对居民服务性消费具有显著挤入效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财政民生支出影响居民服务性消费的重要中介变量,但中介效应的大小存在一定程度城乡差异。对于城镇居民而言,50.7%的挤入效应是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的,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挤入效应的贡献率高达70.8%。因此,持续加大"农村倾向"的财政民生支出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民生支出的收入分配功能,是促进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和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差距的有效途径。     

新疆农村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程度测度

利用对新疆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资金供求的影响因素,估计新疆农村金融抑制程度,采用平均处理效应下的Match模型估计农村金融抑制的福利损失程度,研究表明：新疆农村金融抑制程度为67.82%,农村金融抑制对全部样本农户和遭受农村金融抑制的样本农户的消费支出、纯收入和经营纯收入均有负向影响,且全部样本农户的福利损失与遭受农村金融抑制农户的福利损失没有明显差异;上年生产性固定资产、上年金融资产余额、重大活动支出、是否处于高经济水平村庄等因素对农户资金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有无技能、是否有干部成员、获赠所得、是否处于资金丰裕村庄、非正规途径贷款、是否处于高经济水平村庄等因素对农户资金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福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地区差异和结构分析--基于AIDS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福建农村居民AIDS模型,研究了福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研究显示:农村居民在食品消费、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等消费上因地区收入差异而显著不同,在居住消费上表现出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呈中性;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类的消费趋向上地区间差别不大,说明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正在提高;农村居民在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上的价格弹性基本上为异常的正值,反映出农村居民注重人居生活质量的突出特点。     

农民工汇款如何影响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来自江苏和安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江苏和安徽两省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讨论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没有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的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更低,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的份额更高。其他各类别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在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没有汇款的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于当前消费性支出,而不是投资性支出。     

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其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1995-2011年的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数据为样本,探讨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农村居民旅消费的关系,然后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建立对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大;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双向影响关系,和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是单向影响关系。     

广西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异质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广西1981—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民生性支出及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异质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生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挤入城镇居民消费,文化支出挤占城镇居民消费;科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挤入农村居民消费,而教育和文化支出挤占农村居民消费;教育和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效应不及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互补效应,科技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引致作用均大于城镇居民,文化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效应相差不大;收入能有效地拉动内需。基于此,广西民生性支出应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资力度,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除此之外,还应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位徘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格局的研究要突破收入数量视角,从收入性质视角予以深刻剖析。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核心思想,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流动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采用1991—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我国城镇居民低消费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本文研究了我国29个省市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首先对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进行建模,了解我国的整体消费情况;其次对我国29个省市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建立平行数据模型,分析出各省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从居民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分析得出近十年来我国居民消费一直低迷,消费需求不足.而低收入者过多和居民"重收入、轻消费"的行为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针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低迷的现状,政府应充分发挥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更好地完善分配制度,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进一步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倡导文明合理消费,从而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把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上去,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