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离“完全市场经济”还有多远

近几个月来,我国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外交”当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争执。从去年以来,我国先后向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提出了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随后,世界上的有关国家纷纷对此作出反应。2004年4月,新西兰政府率先宣布: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国     

欧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及中国的对策

"入世"15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快速提升,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一直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对于2016年底中国是否能够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和欧美的意见存在分歧。由于市场经济地位是否被承认将深刻影响中国被"反倾销"的成功概率,因此对中国的贸易发展十分重要。欧美等经济体不愿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法律、经济、政治利益等。对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应对,加强外交努力,督促欧美等经济体履行WTO义务,同时不断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如何尽快解决"入市"问题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2004年中国经济外交热点话题。差不多所有的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纷纷要求外国政府尽快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当前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斗争中,中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相当的障碍,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入市”征途的方向及策略。     

回眸中国"入市"之争

一、为什么要争取“入市”? 最近几个月,我国向所有重要贸易伙伴提出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性质的要求,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听证会、6月底欧盟宣布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初步评审结果先后将这场外交攻势推向高潮。     

北洋政府废止英日同盟的历史考察

英日同盟是英日以牺牲中国等国的利益为代价联合对付俄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扩张而结成的同盟.1921年因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华民族维权意识的提高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通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努力,最终废止了英日同盟,实现了中国由弱势外交走上近代化、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转折.     

理性看待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目前，中国全力争取WTO各成员国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在于它牵涉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反倾销问题，还有中国在未来时期内如何从战略高度上确立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外部环境问题。但是，如果中国过分渲染这个只影响到贸易总额0．5％的“市场经济地位”，就难免会使别人将这个问题作为一张牌来打，将主动权完全交到别国手里。所以，应理性看待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一方面，解决我们自身现存的问题是根本途径，我们可以把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条件视为深化改革的外部动力，在改革和发展中进一步完善贸易管理体制，改进各种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外交力量积极寻求他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兴起与近代外交的形成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是伴随着中国第一批具有近代外交素质的职业外交家而成型的。自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大批中国留学生,他们怀抱振兴民族的理想,学习西方先进理念和科技。这其中,许多人在回国后进入外交领域,在中国近代对外交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迈进入世山 再遇入市坎

美国及欧盟等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给不给予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不仅是一个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国要求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对我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获取公正的国际贸易待遇,加快社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与损失极大.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冷静对待,力争突破＂的方针,力争获得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与待遇.     

经贸要闻

欧盟将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欧盟将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份尚未公开的初评估报告指出,首先,中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其次,中国对资源的进出口采取了非市场化控制,比如焦炭出口。第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第四,中国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的融资没有根据客观条件,导致了大量的呆账、坏账。该报告指出的4个方面都涉及体系性、制度性问题,在短时间内,中方显然难以完全满足欧盟的要求。或许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战以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探讨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经济外交政策的和行为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拓展。加强和巩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战略之一。因此,东南亚作为中国的周边地区,在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失灵也日益显现出来,客观上要求建立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虽然我国已确立公共财政的改革方向,但现行财政体制受传统的计划经济影响,仍然存在着越位、缺位以及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只有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确定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革政府预算,加强财政监督,才能健全和完善规范的公共财政体制。     

碳关税对高耗能产品贸易的影响——基于大国关税模型的局部均衡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通过使高耗能产品贸易面临极大挑战。借助大国关税模型,从局部均衡分析的视角分析得出碳关税的征收将导致高耗能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下降,贸易量萎缩,高耗能产品出口国遭受净福利损失。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贸易大国应该积极推动自主创新,发展低碳经济;充分利用CDM机制,争取节能减排资金和技术;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参与碳排放规则的制定。     

中国推动建立FTA的外交努力

构建自由贸易区目前已经成为各国争取市场资源、扩大发展空间、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中国通过首脑外交、商务部的专业外交、外交部的功能外交等各方面的外交努力,认真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自由贸易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当前背景下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于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反倾销中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和中国的对策

中国成为反倾销重灾区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国家仍然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实,多边反倾销规则中并不存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一些国家坚持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完全是出于保护主义的目的．我国应从政府、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联手努力,一方面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完善法律体系,开展经济外交,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应诉并争取个案处理,以尽快化解歧视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     

关于新贸易理论与制度创新的思考

新贸易理论是在假定各国的市场制度基本健全的前提下，从市场运行的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所以造成其解释力有一定的缺乏；而制度创新理论可能对新贸易理论给出一些互补性思路。     

“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略论我国商业零售企业经营方式的十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发展到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再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不断飞跃和发展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商业企业经营方式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型和发展,发生了从简单管理向现代管理、从单店经营向连锁经营等"十大"转变。     

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引入市场经济机制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创造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伴随着这一改革过程也出现了日益凸显的发展难题,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剩余劳动力增多等。为此,我们也曾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理论。但是我们不应该抛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     

外贸体制改革初探——中朝比较分析

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规范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外贸体制的最终目标是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了中国、朝鲜外贸体制的改革,以期对外贸体制进一步发展有所启发。     

关于中国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从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完备程度来看,我国还不能称之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因为我国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不够,一些重要商品和服务还没有真正市场化,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一些价格机制管不到的领域。当前我国大量存在的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应当成为一种开放式的经营业态,一切好的流通方式,都可以学习引进,同时也不排除向一切先进业态转化。推进流通现代化,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鼓励各种业态平等竞争;要突破禁区,打破垄断,进一步解放流通生产力;要转换政府在流通中的角色,从市场的“创造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者”,从“运动员”转变为“裁判员”;要积极应对“入世”,加快整合国内市场,发掘中国流通企业的自身优势,尽快实现改造和升级,真正把服务质量和流通效率搞上去;要加快流通立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要充分发挥流通行业协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