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免予薪酬惩罚?——基于ST公司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410个ST上市公司为样本,侧重从业绩信息的异质性和管理层权力两个方面,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免于薪酬惩罚问题。研究发现:业绩信息异质性越强,管理层权力越大的ST公司高管越有可能免予薪酬惩罚。同时发现短期负债是上市公司高管不能免于薪酬惩罚的重要因素,而开董事会次数越多越能免予薪酬惩罚。本文研究结论证明了最优契约受业绩信息异质性和管理层权力影响,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主要受管理层权力影响,非国有企业主要受业绩信息异质性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会关注债权人利益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约束视角的经验证据

我国债权人利益司法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而产生的信贷约束,对上市公司的各项决策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从这一特殊制度背景出发,研究了债务期限约束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约束强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天然的政治关系"消除了债务期限约束的负面影响,相反随着债务期限约束的弱化高管激励强度逐渐增强。研究结果表明,在信贷强约束条件下,公司制定高管薪酬契约过程中会关注债权人利益,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削弱管理层风险转移的动机;而在信贷软约束时,债务融资的这种治理功能将受到限制。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高管薪酬、团队特征与公司业绩敏感性——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679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09年间1946个时间序列的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团队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高管薪酬与业绩是同向变化的;高管年龄越大,企业经营的惰性越大;高管的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公司业绩;两职兼任利于管理层制定高薪酬,但是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绩效;管理层股权激励并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但有助于管理层利用权力获取高额薪酬;财务杠杆成为拉低高管薪酬的反向力,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激励管理层实现组织目标,又能限制管理层利用权力从企业获得高薪酬。     

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有效性与高管薪酬研究——基于“有效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的比较分析

"有效契约论"把高管激励契约看成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可以协调股东和高管的利益冲突,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管理权力论"则认为,高管对自己的薪酬安排有很大影响,可以利用自身权力以多种方式进行寻租。本文针对高管激励的上述两种假说,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从上市公司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动因、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两方面展开研究。以2001年至2008年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潜在代理成本越高,公司就越可能设立薪酬委员会,这与有效契约论的预期一致;同时,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增强了薪酬-业绩敏感度。研究结论对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有效发挥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作用以及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股权激励契约设计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2年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管理层权力的综合变量,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强度越高,激励契约中设定较长有效期的概率越低;相比非国有公司,国有公司的管理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力显著更强。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本文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中央国有上市企业和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解释了公司间薪酬水平变动、并购后市场业绩的明显差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其高管薪酬的变动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微,企业规模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控股股东或家族成员直接担任高管的民营公司在发生并购时其管理层薪酬的变动与并购交易的规模、并购的复杂程度和CEO努力程度更加相关,相对而言薪酬安排更具有契约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并购的理论内涵,并为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实证研究——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充分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背景,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了分离,经验证据发现,在管理层权力的影响下,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非正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的正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却明显减弱。     

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内部控制的实施约束了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那么理性的经理人必然会要求将其薪酬与公司的业绩挂钩,从而实现自身报酬的弥补。鉴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也越高,而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协同性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更为密切,说明内控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行政垄断、公司规模与CEO权力薪酬

由于国有企业CEO薪酬由国资委决定,CEO权力无法影响自身薪酬,因此国有企业CEO薪酬可能并不适用管理层权力假说,但现有文献结论并非如此。规模、行政垄断以及业绩是高管薪酬契约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管理层权力对其影响较弱,因此仅仅在回归中控制行业、规模、所有制等因素,所得结论可能并不稳健。本文以2007—2010年间4277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控制行政垄断与规模因素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与CEO薪酬显著正相关,而国有企业CEO权力与CEO薪酬不符合管理层权力假说。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薪酬管理层权力假说,有助于理解CEO权力在薪酬决定中的作用。     

政府补助、超额薪酬与薪酬辩护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政府补助这一外生变量对高管超额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检验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经理人利用政府补助获得超额薪酬,谋取私利;并且经理人还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其超额薪酬进行结果正当性辩护,以掩盖其自利的行为。上述研究显示,简单地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契约会受到业绩噪音的影响,降低契约激励经理人努力的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超额在职消费、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界定和计量超额在职消费的基础上,检验了超额在职消费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媒体监督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媒体监督能够对此进行有效缓解,且此削弱及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旨在为完善企业在职消费的计量与规范、提升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提供新的思路。     

ERP系统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使用ERP系统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2005-2018年的A股公司为样本研究,我们发现ERP系统使用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是因为ERP系统不仅能够提高信息质量以建立更有效的薪酬契约,还可以改善内部控制以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ERP系统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促进作用在信息技术投资更多和战略激进度更高的公司中更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使用ERP系统的经济后果,为企业解决代理问题、改善薪酬契约的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会计信息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历来是理论与实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特征对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     

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特征的探讨

管理层薪酬制度,对于企业的公司治理来说非常重要,激励报酬会影响管理层决策的动机,经理人的行为会受到企业薪酬结构影响.建立科学的薪酬机制激励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以有效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阐述了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创新的方式方法     

公司内部薪酬差距、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行为——基于高管团队内和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的比较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2-2011年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股权集中公司比较普遍的制度背景下,内部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薪酬差距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而且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的公司这种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股东动机和高管动机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并且管理层权力的存在加剧了盈余管理行为,即使在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高管的比较中高管所获得的薪酬更高,也不改变内部薪酬差距诱使其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研究意味着,就算内部薪酬差距真的能够提高公司业绩指标,也不表示它在其它治理问题中也符合最优契约理论预期,必须关注它的反向激励效应,使得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社会共识更为一致。     

管理层权力、成长性对高管薪酬规模权重的影响

这篇文章通过设置交乘项OLS回归和分组回归系数chow test,检验管理层权力变量、公司成长性对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的影响。运用了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高管薪酬更加依赖于规模。公司的成长性对高管薪酬与规模的关系是正向的加强效应。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能够利用自身权力对薪酬施加影响,成长性越大的公司更加注重公司规模。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湖北 武汉430072）

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为公司高管的自利行为提供了机会。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较大,所握权力缺乏监督,当他们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较低时,可以通过避税交易寻租,此时国有上市公司避税程度较大;国有上市公司与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的异常关联交易、以及对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操纵是国企高管避税寻租的实现途径。但是,“四大”审计并不能对高管避税寻租产生治理作用。     

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避税寻租

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为公司高管的自利行为提供了机会。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较大,所握权力缺乏监督,当他们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较低时,可以通过避税交易寻租,此时国有上市公司避税程度较大;国有上市公司与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的异常关联交易、以及对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操纵是国企高管避税寻租的实现途径。但是,"四大"审计并不能对高管避税寻租产生治理作用。     

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

合理的高管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发挥高管人力资本效用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非国有企业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管理层权力加大了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