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

本文首先以汉口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为例,指出清代汉口的商人会馆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获取组织模式的建构过程。各商人群体的同乡意识与地域文化特征与清代汉口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不断产生新的象征符号和集体意义,从而塑造出新的、变化了的会馆组织形式。根据其内部权力运作、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汉口的商人会馆可以划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行业型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     

一部立意深有创见的会馆史著作

青年学人王日根先生所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作为社会史丛书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经多年研究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先以论文发表，然后修改补充发展而成的一部专著。这是我近年所见一部研究中国会馆史的难得佳作，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著。会馆是明清时期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组织，它既是商品经济较高程度发展趋向传统市场经济时期的产物，又是商品经济未能很高程度发展以突破封建制的羁绊而完全走向市场阶段的伴生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乃至促进整个社会经…     

试论买办与早期中国经济近代化

买办作为活跃于晚清社会的重要阶层,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变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和新式企业的运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早期中国经济近代化.     

清末财政思想的近代转型:以预算和财政分权思想为中心

清朝末年,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在社会经济的激变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转型.财政体制的转型推动着中国财政思想的近代化演进,西方近代预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成为当时财政思想近代转型的主要标志.     

荣成会馆：重谱百年传奇

青岛建制百余年的传奇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属于青岛各色会馆的。清朝末年，影响青岛半个多世纪的三大会馆先后成立。据《胶澳志》记载，清光绪年间，三大会馆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先后成立，三个会馆所凝结的商旅文化、地缘血缘，在青岛这座客籍集中的新兴城市里，推动着青岛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     

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

通过在市场经济因素框架下对山陕会馆的研究 ,发现在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存在着一个从“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的转变过程 ,并详细论证了这种“馆市合一”模式产生的原因、基本内容及其性质。指出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出现的“馆市合一”是工商会馆“馆庙合一”基本特征的延伸和发展 ,是工商会馆区别于其他会馆的重要标志 ,以及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反映。     

锦纶会馆 丝绸之路的繁盛记忆

如今锦纶会馆被打造成广州唯一的纺织业博物馆,主要展示相关的历史文化,包括会馆历史、广东纺织行业历史等。除了西厢房墙上展示史实的照片以外,会馆中路第三进展出了"广绣"嫡传后人、工艺美术大师陈少芳的广绣作品。在锦纶会馆中介绍"广绣"艺术,可算得物尽其用、相得益彰。     

浅析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国家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元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一股脑儿地涌进国门。可以说,中国是被迫走上近代化的路程的。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国的设计教育该何去何从？中国设计实践的方向在何方？这些是国内设计教育界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清代会馆运营与商帮力量的互动——以福州绥安会馆为例

清代福州南台绥安会馆的运营经历了三个阶段。乾隆、嘉庆朝由建宁米、盐商人共同创建会馆。道光朝以后,盐商逐渐成为绥安会馆的主导力量,米商渐少。光绪朝以后,邵武纸业等帮附入会馆,形成了两县商帮合伙运营的格局,持续到1930年代。这一过程与商帮力量发展形成了有机互动。建宁商帮主要从事闽江流域内的商品贩运,从米、木行业逐渐转入盐业。虽然盐业风险较高,但能迅速积累相当规模的资本,主导会馆运营。邵武商帮以山林产品的外销转运为主,资本积累较缓慢,长期在会馆中处于依附地位。     

1915—1956年北京会馆的整顿历程略论

1915-1956年,北京市的会馆经民国政府和新中国政府的持续整顿,传统的功能有的消失,有的延续下来,同时增益了部分新功能,政府的干预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趋向,这与近代社会变迁新形势、科举的被废除、政治中心的迁移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会馆的废弛导致了馆舍的倾圮,内部滋生腐败、贪渎等现象,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均积极、灵活、稳妥地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最后实现了会馆财产向"人民转移"的目标.     

明清时期山西道商路上的山西会馆研究

沟通北京与山西中部的山西道是山西商人跨区域贸易的重要商路,商路沿线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山西会馆。这些山西会馆最早建于晚明时期,晚明清初还有比较明显的家族和行业特征。清中叶之后,以盐、当、钱、铁和布等为主的各行业共同兴建山西会馆,沿商路会馆总体格局形成。民国以后,山西商人逐步撤离,会馆也被废弃。山西道商路的山西会馆在名称称谓、商业史特征和神灵崇拜等方面均具有一些独特的区域特征。     

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

苏州在明、清两朝,“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骄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大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集中在苏州,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出于自身的利益,先后建立了大量的会馆和公所。这些会馆和公所,有的同志笼统称之为会馆,有的同志笼统称之为工商业者的行会,实际上都是沿袭日本学者的陈见,与事实并不相符。本文试图剖析这些会馆和公所的不同性质和作用,以就正于国内外的学者和专家。     

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

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王日根如果说宋元以前福建主要以人口移入为主，那么明清时期的福建则显示出人口大量流出的景象；如果说在人口流入中家族是人们建立新居地的纽带，那么在人口流出中会馆则成为人们开拓其事业的基地。正是通过会馆，福建人流向北方、流向内地、流...     

“三马”与青海经济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全国部分地区追随世界潮流开始了近代化的改革。由于地处偏远、信息封闭,青海地区则在辛亥革命强大影响下才开始近代化的历程。以马麒、马麟、马步芳（简称“三马”）为首形成的马氏家族统治青海近四十年,一方面着手于青海地区的建省来提高青海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在金融、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兴办实业,从而为青海经济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但是最主要的成果表现在经济领域,所以笔者主要从“三马”推行的经济措施及其影响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探索“三马”在青海经济近代化的作用,并给予合理的评价,其他方面不再涉及。     

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

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阶段(1860-1894年),传教士在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起着主体作用.他们通过译著书刊、兴办学堂、开设经济学课程教育,将一些资产阶级的近代经济理论传播到中国,冲击着"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传教士丧失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开始进入到后期并最终形成的阶段.     

海外留学知识分子与晚清经济思想的近代化(1895-1911年)

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最终形成阶段（1895--1911年）,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学说在华广泛传播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译书立说,将大量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传入中国,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士人固有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这一时期的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促进了晚清经济思想由“振兴商务”向“振兴实业”的转变。     

从山西会馆看明清山西与外界的交通联系——以京西古道沿线三家店山西会馆为例

文章简介了山西会馆建立的背景及山西会馆的地域分布,以京西古道沿线三家店山西会馆为例论述了明清山西与外界的交通联系。     

关于北京歙县会馆

在北京宣武门外,用现行的地号来说是宣武门外大街五十一号,座落着歙县会馆。这是明代属于南直隶,清代属于安徽省徽州府附郭的歙县的人们,在北京建立的设施。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探访这里的仁井田升博士的调查日记里,有如下记述: “下午,参观歙县会馆。它位于江西会馆对面大街的西侧,歙县会馆的匾额悬挂于门上。门内有一个碑,……穿过中门隔着院子,是叫做观光堂的殿堂。除有‘歙征聚璨(王羽隹)光文’的横写匾额外,里面以所谓‘观光堂’(无年号)的匾额为中心,悬挂着清朝各代的匾额。另,属于乡试题名与初行的,在进入观光堂左手处,悬挂着数块登着始于顺治的考试及第等姓名的额,如顺治时期乙酉汪远、鲍兰……。又,进入厅堂的左右壁面上挂着歙县旅京同乡会章程。从所谓观光堂的匾额看左右壁上,嵌饰着左右各二个石碑。……拍照完观光堂后返回。”     

美国农业近代化的动因与特点

美国由建国初的殖民地小农经济转变为近代化农业经济只用了80年时间.通过分析美国农业近代化的形成过程,可以找出其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快速转变的内部规律与动因.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这三个有利条件是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而小农经济与大农场经济交替发展是其特点.     

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试图将东亚传统社会的特征理解为"小农社会",旨在不依赖封建制等西方概念,从东亚固有的特征去理解东亚传统社会,同时以新视角去理解儒学、朱子学和社会构造的关系。儒学、朱子学一直以来被视为东亚传统社会的共通点,但学界对于为何朱子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和日本也成为支配性思想这一问题却没有展开充分的探讨。本文试图结合东亚三国的统治阶层——士大夫、两班、武士的存在形态对该问题进行阐释。随着16—18世纪东亚地区集约型稻作技术的确立,作为生产主体的小农经营逐渐形成,小农经营的普遍化又导致了统治阶层与农业生产的分离。朱子学在朝鲜和日本获得统治理念的地位,与统治阶层的这一变化有紧密联系。小农社会不仅成为我们今天所谓"东亚传统"的核心部分,在19—20世纪的"近代化"过程中也维持了生命力。从这一意义出发长时段地考察东亚社会的历史,可知其最大的分水岭并不是"近代化"的前后,而是小农社会形成的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