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因素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OBOR)国家的投资(OFDI),本文利用中国对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2006—2014年的投资数据进行二阶最小二乘回归,得出结论:中国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高、腐败控制程度低、资源损耗低、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些东道国因素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本文建议中国加快基础建设援助,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营造良好环境,合理利用投资获取OBOR国家资源禀赋,同时重视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跨越贸易壁垒的动机吗

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178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东道国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跨越东道国反倾销壁垒的动机。其次,中国跨越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承认和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这些结果在采用不同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度量方法时,依然稳健。因此,实证结果具有可靠性。本文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更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是我国极为重视的一大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2003年-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借鉴投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道国GDP、外资开放程度、法律制度、监管治理、政治的稳定性和腐败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和"一带一路"沿线需求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2006—2015年中国对54个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得出"OFDI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效应有限"的结论。为了发挥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提出加强国家间合作,推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美两国投资数据的对比研究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探究"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构造了东道国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并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之后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哪些方面特质会影响其对中国投资的吸收情况,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国家竞争力指数各个维度指标作为衡量系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同时与美国同期投资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充分体现了中美两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性质的差异。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制度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GMM的经验考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不同,本文运用GMM方法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世界187个国家(地区) 2003—2015年的跨国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东道国制度因其不完善而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欧洲地区将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发挥应有效力的落脚点。鉴于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发展中经济体,并借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沿线亚洲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本文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东道国的老人抚养比衡量东道国工资成本,区分中国OFDI的四种动机:市场寻求、廉价劳动力寻求、自然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源寻求。通过加入投资动机与中国老龄化的交互项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了2007-2015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OFDI。研究发现:除了战略资源寻求动机以外,其他三种动机均会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加强,并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主要是受政治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投资动机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大。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市场寻求抑或资源寻求?——来自中国OFDI的动因研究

本文改变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分析思路,试图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分析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且相对于发达东道国家而言,发展中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此外,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也是促进中国OF-DI流入的积极因素。     

“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分析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已同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意义深远。以"一带一路"为背景,运用2007—2016年中国对沿线70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检验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相关建议。     

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6国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PRS发布的ICRG中“一带一路”沿线56国的国家金融风险数据,探讨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金融风险各因素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债务偿还能力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汇率稳定度和外债占GDP的比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常账户余额占总出口百分比在不同模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较高。为有效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应继续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国际金融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投资监管,提升跨国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象愈发普遍,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先进的知识、技术要素,进而提升国内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2003—2020年我国对78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特征对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投资国的文化差距都会影响我国对于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特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