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分析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已同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意义深远。以"一带一路"为背景,运用2007—2016年中国对沿线70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检验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下企业OFDI区位优势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文章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技发展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五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区位优势评价模型,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沿线国家区位优势进行分析和排名。结果显示,综合得分排名靠前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爱沙尼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文章分析了近20年的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移民的数据,考查了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移民投资活动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非居民的专利申请、专有技术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华人移民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20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华人移民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综述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快速增长,而中国对该地区进行投资能否顺利实现国内去产能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待验证。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第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学术界观点并不一致;第二,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较少,未来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路径研究

基于2003—2017年65个国家的数据,文章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下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和传导作用机制,并将65国分成逆梯度组和顺梯度组进行对比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经济规模这一中介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起推动作用,其次是技术溢出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最小;(2)在全样本组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一链式传导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3)顺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与全样本组相同,而在逆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则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并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链式传导机制作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44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重点考察了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来华留学教育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来华留学教育规模的大小和国家间地理距离的远近而发生变化;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更多流向了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水平较低的国家;通过奖学金等相关优惠政策带动来华留学规模的增加则会导致来华留学教育对OFDI的促进效应失灵。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重视来华留学教育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国际人才战略和投资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相关移民政策,此外高校也应改进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保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增长。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

投资便利化是提高投资效率和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普遍较低,且存在一定协同效应;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与双边GDP、东道国战略资产水平、城镇化水平正相关,与双边距离负相关;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相应指标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程度各异。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母国文化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选择Log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孔子学院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降低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第三,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孔子学院还通过影响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研究

近年来,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为全球合作发展与治理开出的一剂中国药方。文章在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合作现状的基础上,研究该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企业类型及投资方式,并探索性地指出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潜在风险,以期对其规避提出有益思路。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更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是我国极为重视的一大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2003年-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借鉴投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道国GDP、外资开放程度、法律制度、监管治理、政治的稳定性和腐败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和"一带一路"沿线需求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影响,东道国金融风险抑制中国OFDI流入的同时会将投资挤入邻国。渠道分析发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信贷活动是金融风险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其中公共部门债务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不同,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更加显著。     

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自2015年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现,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在“走出去”的号召下,选择投资地点是关键。在投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需求、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的投资地点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在投资地点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优化及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为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源动力。我国政府和对外投资企业应积极抓住"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良好契机,以适度均衡化和差异化为原则,优化"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打造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本文基于中国在沿线直接投资的格局概况及特征,对不同区域的直接投资格局进行区域差异性优化分析,并全面梳理其优化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推进中国对沿线直接投资格局优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