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税负与民生

税收作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其合理的征收和使用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本文从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谈起,具体分析了税收对民生的多种影响,中国的税负水平现状及趋势预测,最后得出只有对政府的收入体制不断改革,我们才能保障民生,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论中国的税负与民生

税收作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其合理的征收和使用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本文从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谈起,具体分析了税收对民生的多种影响,中国的税负水平现状及趋势预测,最后得出只有对政府的收入体制不断改革,我们才能保障民生,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由税负自由日来看中国的税负水平

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实现了高速增长,且一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人民正在承受着越来越重的税费负担。本文通过计算税费自由日来衡量中国以及各省市区的税负水平,结合省区发展的不同,给出一些建议。     

解读中国税负

中国税负孰高孰低 中国的税收是否过高,一些专家与政府各执一词.有专家表示,自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持续高速增长,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而1999年突破10000亿元大关,2006年则达3.2万亿元,13年税收增长了将近8倍.     

公平税负与金融税制改革

我国现行的金融企业税制存在着税负偏高、内外税制不统一等不合理因素,影响了金融企业的发展。建议逐步取消金融业的税收优惠、降低银行的营业税率、提高税前扣除的计税工资标准,规范金融业的税制,支持银行业的发展。     

税负之累和减税

早在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159分）列在亚军位置,仅次于167．9分的法国,还声称中国是税收花样最多的一个国家。     

战略联盟与公司税负

在全球迅速兴起的战略联盟是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公司参与战略联盟对其税收负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其整体税收负担显著低于未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且股权式联盟和契约式联盟均可降低公司税收负担.区分联盟伙伴及公司异质性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当联盟伙伴为民营公司时,参与战略联盟才能显著降低公司税负;当公司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位于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及公司的避税动机更强时,战略联盟对公司税负的降低效应更大.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关联交易(资本支出)是股权式联盟(契约式联盟)影响公司税负的主要渠道.本文丰富了战略联盟的经济后果和公司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改善战略联盟的监管提供了政策参考.     

我国区域税负公平探析——以税收与税源的关系为研究视角

理论上,一个地区有多大规模的税源就应该收到多少税,但在现实中,由于税收体制设计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复杂性,普遍存在着税收与税源相背离的现象。这违背了税收与税源相一致的原则,造成了区域间财力的不平衡,并进一步加重了西部地区的税收负担。为此,建议将“税收收入归属”列入税制要素,并从立法层面确立税收与税源的一致性原则;在完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实践中审慎灵活操作,以促进东中西部之间的实际税负趋于一致。     

湖南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本文基于湖南省税收与GDP的实证分析,结合税收理论就最优税负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结果表明:湖南省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存在着双向、复杂的互动关系,总的来说,湖南省的最优宏观税负是以动态而非静态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宏观税负—经济增长"的认识。     

税负轻重与公民福利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作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理应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宏观税负、非税负担与经济增长

中国最优宏观税负问题一直是财税学界研究的重点。中国财税体制的特殊性给最优宏观税负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本文将宏观税负的最优目标设定为使经济增长最大化,并按照国际口径对税收收入进行调整,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税负结构,并分析非税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直接税与间接税税负水平和税收结构的国际比较

高税负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其税负和税收收入中直接税所占的比重较大;中等税负国家税收结构表现出以直接税为主或者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特点;低税负国家税收结构表现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或者以间接税为主的特点.直接税税负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间接税税负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都是低收入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总体税负水平的上升,直接税税负水平呈上升趋势.     

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研究有关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多,但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却不多。在宋则行先生推导的国民经济增长公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税收和政府支出因素的同时,再做出如下假定:资本的有机构成保持不变;政府只对剩余价值征税;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税收不会改变产品间的比例关系。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我国宏观税负的总体水平。     

中国资本所得经济税负的定性研究——基于当前税制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分析

在当前税制结构下,中国资本所得经济税负大小主要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决定,并受到经济环境及由其决定的税负转嫁状况的影响。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负会向前转嫁,企业所得税短期很难转嫁但长期可以,个人所得税税负转嫁依不同情况而有差别。长期看,在取得环节个人资本所得可能直接承担个人所得税,企业资本却不会直接承担企业所得税,在最终消费或积累环节,个人和企业的资本所得资本所得都承担了经过转嫁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税负与拔鹅毛

<正>当前,税收是中国国内最热的字眼之一。9月1日,民众期盼已久的新税法终于开始实施。接踵而来的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月饼税"、夫妻房产"加名税"。美国《福布斯》杂志也来凑热闹,推出了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的榜单。当"税负痛苦指数"与"月饼税"们相遇,"税"字想不火都难。《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是科学性较差的一种算法。正如人民日报撰文指出     

金融发展、税收中性与企业税负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制度。本文关注税收中性和税收稳定器在微观企业的实践和表现,以阐述和论证金融发展对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机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引入金融发展和企业投资成本的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的实际特征下,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来扩大企业产出,从而推动社会福利最优化。经验证据表明,较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企业融资成本降低,鼓励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机制,有利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利润。这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从而再次推动企业产出的扩大。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提高10%,该地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总体税负的实际税率将分别减少1.59%、0.76%、1.02%。本文的结论可为壮大市场主体、提升政府宏观治理能力以及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建议。     

中国证券市场超额税负或早已进入"拉弗禁区"

本文认为,在虚拟经济领域,政府也应该坚持量能负担原则,依据金融市场个体与整体的负担能力进行课税,不能课及税本。并进一步从理论的角度,阐释了金融市场超额税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从实证的角度,剖析了中国证券市场超额税收的问题,提出了减轻证券市场超额税负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