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²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我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减少我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出口流量,而对我国贸易进口流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然是以突破和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为主。我国对资源丰裕类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增加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流量,存在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制度环境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关于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分支。基于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19个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质量3个纬度的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既不呈现制度风险偏好倾向,也无制度接近的特征;较大规模的OFDI明显对两国制度环境波动的差距更加敏感,而投资东道国的融资便利是吸引较大规模O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较小规模的OFDI会更偏向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速缓慢、资源充裕的国家。     

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市场需求、经济复杂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以内循环为主，构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结构多元的高质量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新发展格局中，东道国市场需求不仅是外循环伸展的基础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地理分布的关键因素。文章主要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的经济联系，瞄准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析东道国市场需求对中国OFDI的定量影响；第二，引入“第三国”效应，实证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空间经济影响；第三，引入经济复杂性变量，剖析其在东道国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首先，我国OFDI整体上呈现趋近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性，东道国经济复杂性强化该特性。其次，引入“第三国”效应后，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周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会刺激中国对东道国投入更多OFDI；最后，引入经济复杂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被促进，说明加工体系越完善、技术水平越高的东道国不仅依据自身特性吸引中国OFDI，而且辐射其经济影响，帮助周边其他东道国获得中国投资者青睐。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新兴国家OFDI投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探讨，而且为新形势...     

行业差异、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前沿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应用到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利用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文章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生产率是影响服务业OFDI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服务企业OFDI不存在明显的跟随本国客户的特征;另外,中国服务企业OFDI呈现出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即使在不具有经济优势的前提下也同样会开展OFDI,这与发展中国家OFDI的实践是一致的。     

东道国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我国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

借鉴C-H模型,本文建立中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计量模型,对中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存在性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并从东道国角度出发,对影响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反向技术外溢,同时这种反向技术外溢受东道国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外资政策对我国反向技术外溢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我国在选择OFDI东道国时,应选择研发投入多、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而在考虑东道国经济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其制度因素,不能仅以外资政策论。     

制度差异、累积优势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98个国家的OFDI数据,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学习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考察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影响,检验了OFDI累积优势效应及其对制度差异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吸收中国O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均存在显著的OFDI累积优势效应,并对制度差异的影响都有显著反向调节效应,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效应均弱于发达国家。此外,本文还发现双边贸易、东道国贸易开放度、距离成本等也是影响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     

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2013年39个"一带一路"国家的15个指标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相关的5个指标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而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社会文化风险普遍较大。就整体国家风险而言,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少数西亚国家OFDI的国家风险较小。从风险来源看,在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中,东道国自身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主要来源,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而在社会文化风险中,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与东道国自身因素对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大小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

以2013年39个"一带一路"国家的15个指标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相关的5个指标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而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社会文化风险普遍较大。就整体国家风险而言,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少数西亚国家OFDI的国家风险较小。从风险来源看,在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中,东道国自身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主要来源,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而在社会文化风险中,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与东道国自身因素对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大小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利润率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11)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使用Probit模型检验了资产利润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资产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在将OFDI样本按照投资动因分类检验时发现,利润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技术研发类OFDI,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商贸服务类、当地生产类和资源开发类OFDI。在将OFDI按照不同的投资目的国分类检验时发现,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利润率对投向发达国家的OFDI决策影响不显著。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实证——与出口的比较分析

与大规模的出口和FDI的吸收相比,中国OFDI还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基于企业对外出口与直接投资的模型分析,考察东道国生产的固定成本、工资水平、市场规模以及跨国间贸易成本和企业生产率等多种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中国与29个国家(地区)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些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要实现对外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还尚待时日,企业应该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进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生产结构等方面做出努力,政府需要在构建与东道国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加以支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绩效研究——基于PSM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新兴经济体中国为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系统地评估2006~2010年中国企业OFDI对其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异质性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OFDI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生产效率,且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异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距离对母国投资企业绩效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为客观评估新兴经济体OFDI的成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对异质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提升OFDI微观绩效。     

《国际企业经营》讲座 第六讲 第三世界国家与国际企业经营

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日益趋向于国际化。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固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大力引进外资,以发展民族经济。但近期以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参加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一来,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了跨国公司从事国际性生产和投资的东道国,出现了第三世界东道国与国际企业之间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也出现了同样的关系。     

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