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分析

文章从农民收入构成角度,通过对贵州省1990～2010年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贵州省的农民收入现状和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较大,但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逐步上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虽然较小,但发展潜力很大。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探寻农民进一步增收的有效途径。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收入构成变化——以云南省为例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变化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对农民收入来源构成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收入增加贡献最大,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步增加.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来看,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及其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增加工资性收入是增加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高点要素探究——辽宁省“十一五”农民增收及“十二五”发展趋势分析

"十一五"时期辽宁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快速提高。2010年,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3.1%,年递增11.1%,比"十五"时期提高1.5个百分点。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辽南和中部地区发展强势,增速高出全省1.5、1.0个百分点;东部和北部,基本与全省持平;辽西地区差距悬殊,增速低于全省3.2个百分点。在收入结构变化中,劳动报酬性收入增速加快,且比重持续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但比重逐步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稳步增长,比重也逐步提高。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三次产业收入增速加快,特别是近两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经济作物收入也稳步增长,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比重占据第三位。未来的农民增收,将以劳动报酬性收入、三次产业收入和经济作物收入为高点要素,加快发展速度,取胜制高点。     

农民收入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变动情况,分析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利用动态计量模型协整方法,得出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即农产品生产价格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很大的正效应;非农劳动力的比重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很大的正效应,在提高农民收入上主要应从以上三方面入手。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路径分析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是主体,工资性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但比重偏低,收入不稳定。只有拓展非农产业、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特别是通过农民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才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广西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及其收入来源分解

文章根据2011年广西各地的农民纯收入数据,运用基尼系数的定义以及收入来源分解公式,度量了广西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以及对该差异进行收入来源分解。结果表明,广西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要低于全国省际间水平,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偏小,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地区差异最小,财产性收入是唯一能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收入来源,转移性收入能降低地区间的收入差异,不过由于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较小,其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时期农民增收对策研究

一、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3．8元增加到2009年的5153元,增长了117倍。从1983年开始,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首次超过工资性收入。2009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分别占农民纯收入的49％和40％,两项相加接近90％。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一直比较低。2009年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农民纯收入的3．3％和7．7％。     

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协整分析

城镇化是现代化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为探讨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建立长期均衡模型和短期非均衡模型对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农民纯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的第一产业性收入存在长期显著影响,而对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第二、第三产业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但短期中,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负相关不显著。因此,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应更多地注重长期政策,关注农民切身利益,加速工业和服务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使工业和服务业惠及农村居民。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制约因素与对策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按收入来源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本文通过对这三部分收入分别进行讨论,认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因素为:农民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农民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市场虽然巨大但是过于分散;农民人力资本投入低。最后,本文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对策及一些短期对策。     

苏浙粤鲁农民收入比较与分析

苏、浙、粤、鲁四省,同处我国东南沿海,经济总量和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各省中均名列前茅.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模式或类型一般分为四种,即农业推动型、农业主导型、非农业主导型、城市带动型,而苏、浙、粤、鲁四省同属于非农业主导型,其主要特点为不仅非农产业收入增量占农民收入总增量比例较大,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动力,而且非农产业收入接近以致超过农业收入所占比重.     

福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收入

采用国家统计局福建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越高,家庭收入中来自稳定的收入越多,收入来源越多样化,家庭的生活水平越稳定。随着家庭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也不断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随着时间的推进,教育对收入的效应逐渐加大。从培训来看,接受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收入明显高于未接受者培训的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而且随着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的增加,家庭收入也不断增加。     

基于对CUP方法的关联交易转移定价研究

文章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用可比较非受控价格法（CUP）在垂直一体化的集团中分配利润时产生的问题—会导致利润分配的不公,即生产商获得了很大一部分利润,这和他对利润的贡献是不相符的。此外,当税率在生厂商和销售商之间不相等时CUP方法会扭曲产出决策和组织形式决策。紧接着,我们设计了一种转移定价方法,有效的规避了上述缺陷。     

甘肃省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比重越来越大,经营性收入比重越来越小,而这势必会影响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化,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农民收入的结构。本文就这一问题,以甘肃省为例,通过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     

干旱区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新疆农户样本数据

我国干旱区的农村土地流转在全国来说相对较为缓慢。为研究其原因,本文以新疆北疆地区、东疆地区和南疆地区的389户农民的有效问卷数据为依据,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新疆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条件、家庭人口、农业收入、农业优惠政策等;影响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家庭人口、非农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因此,要推进干旱区农地流转。必须从政策方面予以支持。     

土地经营权流转、耕地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

文章基于全国8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在优化耕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实证结论表明,现行土地流转起到了改进耕地配置效率的作用,有助于那些具有较高农业生产能力水平但初始土地禀赋有限的农户获得更多的土地。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所可能获得收益大小的进一步估计显示,土地流转同时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在平均意义下土地流转能使任意样本农户家庭和已流转土地农户家庭的总收入分别增加19%和26%左右。此外,文章分别从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检验了土地流转增收效应的非对称性特征,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转入土地农户家庭的收入增长幅度要显著高于转出土地的农户家庭。     

关于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考察

农地股份合作社是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社。农地股份合作社必须优先维护入社农民的土地权益,构建民主平等的内部治理机制,优先安排社员就业。农地股份合作社是农民增加纯农业收入的长效机制,是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载体,是现行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成果,是农业合作社的高级形式。当务之急是通过立法赋予农地股份合作社以民事主体资格。     

推进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几点建议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推动其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在发展中凸现了许多问题。文章建议推进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前提要求多数农民以非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确立农地股份合作纽织的特殊法人地位；必须在制度上确立农民长期、稳定的收益权；区分发起人和其它农民股东的风险责任。     

提高常州农民收入水平的结构途径

从结构上看,农民纯收入可分为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大类,本文从这四个方面探讨了提高常州农民收入水平的结构途径。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incomes in England and the Yangtze Delta,c.1620–c.18201

The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in England and the Yangtze Delta are compared c.1620 and c.1820 in order to gaug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st advanced part of China vis‐à‐vis its counterpart in Europe. The value of real output is compared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xchange rates. Output per hectare was nine times greater in the Yangtze Delta than in England. More surprisingly, output per day worked was about 90 per cent of the English performance. This put Yangtze farmers slightly behind English and Dutch farmers c.1820, but ahead of most other farmers in Europe—an impressive achievement. There was little change in Yangtz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between 1620 and 1820. In 1820, the real income of a Yangtze peasant family was also about the same as that of an English agricultural labourer. All was not rosy in the Yangtze, however, for incomes there were on a downward trajectory. Agriculture income per family declined between 1620 and 1820, even though income per day worked changed little since population growth led to smaller farms and fewer days worked per year. The real earnings of women in textile production also declined, since the relative price of cotton cloth dropped—possibly also because a larger population led to greater production.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Yangtze family, unlike the English family, had a considerably higher real income c.1620, and that period was the Delta's golden age.     

完善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构想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在发展中凸现了许多问题,为推动其发展,本文提出: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前提是多数农民以非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确立农地股份合作组织的特殊法人地位;必须在制度上确立农民长期、稳定的收益权;区分发起人和其它农民股东的风险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