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价格稳定性文献述评

Taylor（1979，1993，1994）开创性的论文将学界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关注转向产出／价格波动性替代关系的权衡上。价格稳定性目标下，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促使通货膨胀预期等于通货膨胀目标；但该过程在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对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基于Rogoff（1985）的研究思路，本文构建政策决策者在产出／价格波动性之间替代性的选择模型．得出结论：当（需求或供给）外部冲击出现时，从社会福利损益角度来看，不确定性背景下产出稳定应该是比价格稳定更易接受的选择。     

中国的“三元悖论”政策目标组合选择及其影响

本文构建了"三元悖论"政策目标指数,并探讨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以汇率高度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追求适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谨慎追求金融开放,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种策略的影响包括:(1)较高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对降低产出波动率有积极作用,因持有外汇储备的间接影响使得汇率高度稳定政策也显著降低了产出波动率,金融开放同样也起到了降低产出波动率的作用;(2)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与追求汇率高度稳定政策间的交互影响使得汇率稳定成为维持物价稳定的消极因素,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降低国内通货膨胀波动率而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却恶化这种影响,金融开放将增加物价波动性。文章凸显出过度追求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的弊端。     

金融倾斜与经济增长波动:理论及实证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在时间上和比重上的不平衡发展形成了＂金融倾斜＂,而这倾斜及其逆转又会影响一国经济产出的波动状况。文章旨在通过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相比较的一系列计量分析,来揭示我国金融倾斜的动态特征,以及对经济产出波动的特殊效应。而就我国金融发展现状来看,间接金融对平滑产出波动的效果仍要强于直接金融,直接金融的快速发展也促使我国融资结构开始变迁。     

金融杠杆、杠杆波动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68个国家1981—2012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金融杠杆及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杠杆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金融杠杆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会先升高后降低,存在一个"拐点"。与此同时,金融杠杆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金融杠杆波动性的加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根据相关实证结果推算,预计中国将于2019—2020年进入拐点区域,此后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经济"保增长"和金融"去杠杆"两个基本问题。为此,应积极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采取稳健有序的"去杠杆化"策略,以实现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双重平衡。     

金融发展体系、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及转化——来自省域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升及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过程都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检验金融发展体系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及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及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途径进行了探析。结果显示:我国省域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均为影响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金融发展体系的影响,引入金融发展变量与创新产出的交互项后,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体系效率在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提升中的贡献,对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有效转化非常重要。     

金融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

最近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突出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也让学者清楚地意识到在对宏观经济建模时不能忽视源自于金融市场的摩擦和冲击。本文尝试将金融冲击引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此来解释金融冲击对实际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的动态影响,探讨金融冲击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模型的结构参数。结果发现:金融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力量,它在解释产出增长、投资增长、债务增长、工资增长和就业的波动方面体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存在其它多个冲击,金融冲击仍然能够解释近80%的产出增长波动。进行脉冲反应分析时发现,金融冲击会使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等出现大幅下降。     

短期经济波动如何影响长期增长趋势?

短期经济波动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平均增长趋势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本文研究我国省际数据发现,波动性对长期增长趋势有显著影响:1978年前,波动性与平均增长呈负相关的特征在多数省份出现;1978年后,两者关系主要表现为正相关。本文通过建立内生随机增长模型,研究波动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实际波动与增长关系的一种合理解释。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人力资本形成过程分为自然形成和主观形成,教育投入等决定主观形成过程的因素的多少是决定波动性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向的关键。当教育投入较高,以致主观过程占优时,波动性对长期增长趋势有正效应;反之,当自然过程占优时,波动性对平均增长有负效应。模型结论与建国后的发展历史相印证:1978年前,生产水平低,教育投入少,人力资本形成中干中学比例占优,因而波动性同增长呈负相关;1978年恢复高考后,教育正常化,生产发展,教育投入增加,因而波动性与增长逐渐呈现正相关。     

研发创新抑制波动机制分析*——基于企业生产供给波动视角

本文基于种类扩展型技术进步框架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研发创新对企业层面生产供给波动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作用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本文发现,研发创新带来的更多技术种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生产波动的风险,企业研发创新强度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企业产出波动性和生产率波动性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是通过扩展技术种类范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地抑制波动,而研发产出会对企业层面波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揭示了“创新性毁灭”之外研发创新影响企业层面波动的另一种机制,为改善供给状况、平抑实体经济波动提供了政策启示。     

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物价波动比较明显,针对这种现象,文章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主要运用"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对经济增长率与物价变动率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指出由于GDP高速增长,引起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而出现价格波动;并依据1990～2011年的统计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用Eviews软件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指出GDP增长率对CPI波动有同向滞后影响。     

基于金融发展质量的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而金融发展涉及的是金融质量的提高,因此,金融发展的质量便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已有的金融和经济增长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金融体系的规模,很少涉及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金融中介质量调节。本文运用我国中部、东部、西部部分地区经济和金融中介发展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银行效率评价,提出了对经济增长存在巨大影响的金融中介调节质量的方法。本文的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质量调节的改善促进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代理的成本,增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成本的能力。     

金融摩擦及金融波动性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行业也不断发展,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随之上市,丰富了市场经济的类型.在金融行业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摩擦和金融波动难以避免,并且这种摩擦和波动具有季节性、随机性、周期性.金融摩擦及金融波动性对于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最终导致金融行业的规模和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本文从金融摩擦和金融波动性的特点展开讨论,提出几点有利于经济持续高度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财政政策波动性与财政规则:基于开放条件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定量测度了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构建了开放条件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宏观影响与微观机理,并从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视角考察财政规则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存在较大波动性;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通过预期渠道导致总产出、消费、投资、出口和劳动雇佣等下滑及价格上涨;封闭条件会低估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开放条件下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更大;金融摩擦会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的影响;在不同的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总产出、投资和私人消费均产生负效应。不同财政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从总产出和私人消费角度看,在基准财政规则下,财政波动性的负效应最小。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运用AS-IS-LM(即总供给、IS-LM)模型对经济开放度和货币政策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理论分析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在短期内是存在的；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能力随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能力随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会不断弱化，引起的价格波动会有所增强，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进一步明确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的目标。     

稳增长背景下金融杠杆波动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从宏观金融杠杆的动态角度出发，选取200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了金融杠杆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对经济稳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我国的金融杠杆率存在着明显的波动现象，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产生的负面冲击更为明显。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物质资本投资的降低是金融杠杆波动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杠杆的剧烈波动减小了经济增长跨越减缓拐点的可能性，不利于驱动地区经济稳定增长。     

金融开放、金融摩擦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将金融摩擦及金融开放程度差异纳入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分析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开放程度与产出波动呈现U形非线性关系,金融摩擦是使得产出波动出现拐点的关键;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减小,越大程度的金融开放越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外国冲击与金融摩擦的相互作用是决定产出波动非线性变化的关键;福利分析显示金融开放可增进福利,但更强的外国冲击则可能逆转福利效应。     

顺周期研发、水平型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研发与创新形成的技术冲击对经济运行存在的确定性与随机性均衡增长路径,构建了种类扩张内生性增长模型,对我国研发、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研发投入、创新产品种类与产出增长率存在顺周期变动关系;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当研发与创新由市场供求和企业自发决定时,水平型创新将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但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潜在波动性,而当研发与创新由外生性政策决定时,水平型创新能够显著增强经济内在稳定性,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已明显不足,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阶段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在第一阶段,应充分运用政府政策干预优势,加快推动企业研发与创新进程,带动产出和消费增长率快速提升;在第二阶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企业自主实施研发与创新,将政府政策干预重点转向抑制创新市场波动性上,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业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我们探究了中国的银行金融中介与金融业规模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中介规模的发展虽然可以平抑宏观经济波动,但它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却是非线性的。即贷款总额与GDP比值若超出1.135,其对产出波动的边际影响将为正。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银行金融中介规模之所以会加剧产出波动,根源在于银行金融中介对公与对私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此外,中国金融业规模的增大会加剧产出波动,特别是对于经济较发达省份。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业规模的扩大之所以会加剧产出波动,更多是由非银行金融中介业务引发的。     

机构投资者与市场波动性关系的研究——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2004年第2季度到2006年第3季度为考查周期,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度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市场中,在市场整体下降或盘整时期,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市场波动率越低;而在市场快速拉升时期,则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市场波动率也相应提高。从较长周期来看,机构投资者与市场波动性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能得出现阶段机构投资者加剧或减轻A股市场波动的结论。因此,不应单纯寄希望于大规模发展机构投资者来降低市场波动性,而应当着眼于提高市场信息效率和政策透明度等工作,从根本上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东亚投资波动性与经济波动关联研究

东亚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联系紧密,文章运用东亚十个经济体1979年~2006年的经济数据,在度量周期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东亚投资波动性、产出波动性及持续性和协动性等现代周期特征,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亚投资波动、产出波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得出主要结论:东亚投资、产出具有较强的协动性,各国投资大于产出波动性的幅度有所不同;中国及四小龙投资波动东亚经济波动的影响大。     

我国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面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TARCH—M模型和我国1954～2005年的经验数据,本文对波动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在我国,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另外,波动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对称性,而我国自1978年以来实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不仅明显提高了经济的平均增长水平,而且也降低了经济的波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