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经贸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中加经贸往来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但规模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未超过2亿美元。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其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进入90年代后速度有所加快。到2002年中加双边贸易额达到79.32亿美元,中国成为加拿大第四大贸易伙伴,加拿大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2003年中加进出口增长幅度都超过前一年同期,总额突破百亿美元。此外,双向投资也在增加,中加双方还在优惠贷款及发展援助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加经贸关系已从单一的贸易发展为全方位、跨领域、多元化的经贸和技术合作以及文化交流,两国间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流动日益频繁。     

中加贸易新壁垒及对策探讨

当前中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壁垒,其表现为加拿大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实施保障措施及运用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些新壁垒是中加贸易发展的障碍,我们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和对策。     

中加贸易新壁垒及对策探讨

当前中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壁垒,其表现为加拿大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实施保障措施及运用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些新壁垒是中加贸易发展的障碍,我们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和对策.     

中加双边贸易产品国际竞争力分析与比较

入世以来,中加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四年中双边贸易额增加1.6倍。中加双边贸易规模扩大潜力何在?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文内分别运用中加两方的统计数字,从“类”与“章”两个层次,对2002~2005年的贸易产品逐一进行贸易竞争力指数(TC)的测算。结论是两国间的国际分工主要建立在资源(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主要体现的是作为资源大国的加拿大与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之间的分工格局,加拿大作为技术大国的优势在双边贸易中并未充分体现。中加经贸规模要扩大,应重视发挥各自优势,扩展产业内的贸易分工,增加投资,扩大技术贸易与技术合作。     

中加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正>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就已成为加拿大产品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市场。为了适应中加贸易发展的需要,1908年加拿大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处。1931年又在大连、天津设立这种机构。到1936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828万加元,其中,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为456万加元。木材和纸张占66％;加拿大从中国的进口为372万加元。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国间贸易额仍很有限,195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656万加元。 6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大量购买加拿大小麦、中加贸易有了较大的增长,1961年双边贸易额第一次突破1亿加元大关,达1.26亿加元。196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到2.05亿加元,这是60年代的最高峰。     

中国-加拿大贸易发展潜力分析

在中国和加拿大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四十年中，中国一加拿大贸易得到飞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背帚下，中加贸易继续快速增长。近年来，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处于萧条之中，以及中加外交关系陷入低谷等原因的影响，中加贸易陷入低迷。2009年末，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试图改善近年来中加不和谐的外交关系，促进中加贸易上展和经济恢复。在这一背景下，中加贸易发展前景的分析再一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     

浅议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现状问题

正一、中国茶叶贸易出口现状(一)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和贸易额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和出口茶叶的国家,茶叶出口贸易在清朝建立起至鸦片战争时达到全盛,之后逐步走向低谷。改革开放以来,茶叶出口贸易受到政府一系列政策扶持,逐渐在曲折中发展。本文应用WTO的贸易数据对1992年到2012年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和贸易额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茶叶出口总量从1992年出口总量17.5万吨到20012年的31.48万吨,20年累计增幅达78.5%。出口总额从1992年的3.6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对策与建议

在众多的对华投资国家中,韩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进展神速。两国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截至2006年11月,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投资对象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韩国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第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北大核心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及灰色关联度分析

本文基于出口贸易规模、出口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竞争力三方面的描述统计,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评价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研究发现: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呈扩大趋势,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潜力巨大,出口贸易竞争力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具有比较优势,在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不具有比较优势;出口贸易发展水平较高,不同时段和时点变化特征明显。因此,中国与中亚五国应积极开展农业经贸合作,优化农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高农产品贸易发展水平。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及其跨国比较研究

中国出口贸易显著的加工贸易特征,使得单纯的贸易统计和贸易分类数据无法真实反映中国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现状,甚至会夸大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从而产生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显著改变的统计假象。为了真实反映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含量及其比较优势,本文使用OECD(2009)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库,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主要从产业技术特征的国别差异角度出发,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与欧美日以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显得相当低下。(2)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虽然极其庞大,中国出口篮子的技术复杂度却令人震惊的低下;中国虽是"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本文的结论为评估和反思中国当前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提供了部分依据。     

东盟在华直接投资与东盟对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的签署，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呈现了新格局。为了研究东盟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影响，本文通过向量自回归理论的脉冲响应函数，对东盟在华直接投资与东盟对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东盟在华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东盟向中国的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中国崛起给东亚带来了共同繁荣

中国市场的需求拉动了东亚出口的复苏 今年以来,中国市场的需求拉动了东亚出口的复苏.今年4月份韩国和新加坡等地,在对华出口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出口首次出现增长.新加坡4月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69%,结束了连续13个月的下滑局面;而它对美国和欧盟出口增长还不到2%.与之相似,韩国对华出口已成为近期阻止其贸易下滑的动力.本年度头3个月,韩国对中国出口增长5%,而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下跌了7%和11%.而在4月份,在对华出口猛增21%的带动下,韩国出口实现了9.7%的增长.     

日韩对华产业转移的贸易效应研究

日本和韩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资主要来源地,双边贸易和投资日趋活跃,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分析日本、韩国对华产业转移对我国贸易和我国对日、韩两国出口贸易所产生的效应,能够更好地指导中日、中韩经济合作实践,促进双边经济合作发展.实证分析表明,日本对华产业转移与我国贸易之间为互补关系,韩国对华产业转移和我国贸易之间则为替代关系.日、韩两国通过产业转移对华投资促进了中日、中韩出口贸易的增长,其中中韩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较为显著.     

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6)提出的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出口贸易结构指数,考察了1992～2006年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变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又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从出口总量层面上看,出口总量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从出口贸易结构分量层面上看,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即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表明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最后,针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和宏观经济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了优化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平稳增长的对策建议。     

贸易摩擦下中国出口问题的对策

随着中国出口形势的发展，中外贸易的摩擦越来越加剧。而其背后暴露出的是中国出口贸易条件和出口市场环境的“双恶化”状况。贸易摩擦下的中国出口问题何去何从？请看——[编者按]     

中美经贸争端之实质透视

受益于加入WTO，五年来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同时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接踵而至，中国已进入了应对经贸争端的高峰期。其中，中美经贸争端尤其引人注目，而争议最大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而引发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一段]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对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因而其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规模的影响主要通过替代效应、诱发效应、逆出口效应、贸易转向效应表现出来。总体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的替代效应很小，而对中日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则非常明显．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商品结构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日本对华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各种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品的比重、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逐步提高。     

中印工业制成品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比较研究

本地市场效应意味着一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对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具有促进作用。本文利用两个模型对中国和印度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检验,并通过相应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存在较为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而印度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并不显著。相比之下,中国更具有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贸易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是,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和国内市场的日益扩张,印度多类工业制成品也具备获得本地市场效应的潜力。对于中国而言,在传统比较优势日益减弱的趋势下,更应充分重视本地市场优势对出口贸易的决定性作用,这样才能保证获得出口贸易上的持续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