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1—2020年季度数据,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贷款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入减少,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并且前者的缓解效果远远小于后者的加剧效果。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管理外国风险暴露而与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也会改变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非银行金融机构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协调研究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中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协调,已成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框架中的重点与关键.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运用Diebold和Yilmaz(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下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货币政策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总溢出指数、定向溢出指数和净溢出指数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并且两类政策的交互影响正不断强化;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由不同的溢出效应所体现;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双支柱调控框架以货币政策为主,反之则是宏观审慎政策起主要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双支柱政策的协调应考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新环境,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经济不确定性、利率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基于TVP-VAR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TVP-VAR模型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利率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联动关系并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时点的脉冲时变特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利率波动先上升后下降以及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下降,短期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效果更为显著,冲击程度明显大于长期。因此,应通过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健全利率市场化机制和加强实时监控等手段增强吸纳和缓冲外部不利冲击的能力。     

本国风险如何影响跨境资本极端流动？

近年来,跨境资本的极端流动引发广泛关注。借鉴Forbes和Warnock(2012,2021),本文构建了跨境资本极端流动指标,并利用国家风险指南（ICRG）数据来衡量一国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通过“推-拉”框架评估了国内风险如何影响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和资本外逃。研究表明,本国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增加显著提高了资本流入急停的概率,但对资本外逃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于发达国家更易受国内金融风险的影响;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本国经济风险成为资本极端流动的关键因素。政策分析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外汇储备干预和适度的资本账户管控均有助于减轻本国风险对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冲击。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相继实施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直接加速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并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金融资本在高速的流动中迅速增值与膨胀,并部分表现出与现实的脱离.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现状与特征分析

在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跨境资金规模日益扩大,并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对跨境资金流入的特征、形态及推动因素的研究有利于合理有效使用国际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可能有针对性地应对异常资金流入对本国资本货币市场的冲击.本文对2003年9月至2010年12月之间我国跨境资金净流入与利差、汇率预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阐述了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变化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显著影响,分析提出调控货币升值预期的重要作用.指出现阶段经常项目跨境收付是我国跨境收付的主要构成,货物贸易及直接投资是我国跨境资金净流入压力的主要来源.资本管制可能改变跨境资金流动的结构,上述结构与我国资本管理现状密切相关.本文还从国际金融秩序重塑、深化本国金融市场发展及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管理手段和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

本文选取1985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的双边跨境银行信贷数据,考察包含18个报告国和191个接受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报告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双边跨境银行资本外流减少,即发生银行信贷撤回现象;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跨境银行资本外流越少;报告国和接受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变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跨境银行资本撤回,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接受国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跨境银行资本撤回提供更多的银行信贷。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国央行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时不仅需要实施跨周期宏观调控,而且需要考虑报告国与接受国的金融发展因素,实施差异化的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关于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的探讨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式更加错综复杂,跨境资金流动的不确定性增加,在控流入的基础上,防范跨境资金流出风险,建立跨境资金双向流动监测机制尤为重要。本文从政策完善和银行管理两个方面就如何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进行探索。一、弥补外汇监管政策漏洞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而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或将对一国经济带来冲击,只有对跨境资金流动有效监管,才能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在目前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也在逐步放开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健全外汇管理制度,及时调整与制定相关政策,才能从根本上严防异常资金流动。(一)当前外汇监管的政策漏洞     

人民币汇率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联动效应

一国汇率水平的变动将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但短期跨境资本的较大规模流动也将进一步作用于该国汇率的变动.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明显提高,特别是2017年中关贸易摩擦爆发并多次升级,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愈发复杂与不确定.在此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为我国提高应对外部风险冲击能力提供政策参考.选取2017年8月-2019年11月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建立VAR模型,探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结果 表明:(1)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贬值对短期跨境资本负向影响不明显,汇率因素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程度将进一步弱化.(2)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人民币名义汇率呈较明显的反向影响,即短期跨境资本净流入(净流出)增加,人民币名义汇率将升值(贬值),但该影响持续时间很短,约为1-2个月.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脆弱性与政策应对

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触发点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突然趋势性逆转.本文分析了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脆弱性的原因和表现,对多个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境资本管理的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对我国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启示——基于BMA方法的研究

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不断被定期重复研究的问题,且远没有形成定论。本文基于全球范围内52个国家或地区1980—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重新评估和考察。在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支撑下,本文选取了广泛的备选因素,重点研究了模型不确定下相关经济或政策变量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作用。本文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支撑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预测,凸显了资本控制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作用。此外,本文结合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进展,提供了针对资本项目开放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监控的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协调搭配研究

通过在开放经济背景下构建具有宏观审慎监管的DSGE框架,分析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进一步模拟分析不同类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效果。模拟结果显示:(1)在政策抵御外部冲击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能有效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增速、抑制汇率风险;(2)在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合使用会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其中价格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3)在政策协调搭配方面,面对国外利率冲击,数量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时经济波动程度与社会福利损失均较小,然而面对技术冲击,两者搭配反而会增加社会福利损失,不利于经济稳定。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当局有效制定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性：研究进展与政策启示

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作为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愈加受到重视。聚焦外汇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直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来降低资本流动风险,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国内金融风险从而有可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外汇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信贷、银行非核心资金和未对冲的外汇风险三种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动及其风险,虽然有效性总体得到认可,但不同渠道间依然存在一定异质性;第二,虽然外汇宏观审慎政策的跨境溢出和政策漏损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已有研究基本证实了政策漏损的存在及其对有效性的影响;第三,部分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间接影响,且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入风险。本文在总结当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稳定性

为应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1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渐完善。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42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对银行稳定性具有负向效应,降低了银行稳定性;跨境直接投资则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跨境间接投资弱化了银行稳定性。第二,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错配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利于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则弱化了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别跨境资本流动施以相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研究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中金融账户差额变化,在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跨境资本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比较借鉴主要国际经验,提出健全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有效性——基于银行稳定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236家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净流动对银行的稳定性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并不显著,以其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负向影响。通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标与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乘项分析发现,逆周期调节政策会削弱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同时也会减弱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正向效应。在应对直接投资流入时,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在应对间接投资流入时,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区域性跨境资金流动的相关性研究

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力度空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为研究量化宽松政策对区域性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该文以泰州市为样本,对近年来跨境资金流动的特点、成因和对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保持汇率稳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规范发展贸易融资、强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匹配性管理等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存在的监管盲区和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之一,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对此,监管部门在完善监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监管和规范资本流动的政策.但是,从外汇管理角度看,仍然有一部分资金在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进行着跨境流动,游离于资本监控之外,加剧了资本流动的脆弱性,给整个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隐患.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资本管制的比较研究

充分发挥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这两种工具的比较优势,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通过改变境内借款者向境外贷款所面临的实际利率,提高境内借款人的融资成本,遏制其过度借贷,具有防范化解的特征,适合常规使用;资本管制通过阻断境内居民与非居民间的金融交易,隔离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强制性特征,可作为最后手段。这两种政策工具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可能降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预警监测体系,优化管理框架和法律制度,丰富政策工具箱,强化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强化信息披露和预期引导,加强与主体经济体的政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