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研发能力、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兼论供应链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对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新产品研发能力和供应链商业信用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间显著正相关;新产品研发能力显著削弱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对债务违约风险的推动作用;供应链商业信用在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供应链集中度与成本结构

企业的成本结构会影响企业通过经营实现利润的能力。企业进行成本结构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经营和环境因素，其中客户和供应商集中度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关键的环境因素，但现有文献很少研究供应链集中度和公司成本结构之间的潜在关系。利用2012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本数据，发现制造商的客户集中度和其成本弹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客户议价能力提升，客户集中度高的公司的成本结构灵活性被削弱；随着供应商的集中，下游制造商的变动成本比上固定成本的比值在下降，成本刚性在加强。随着供应商行业议价能力提升，供应商集中度和下游客户成本刚性结构之间的正面关系被削弱。供应链集中度和议价能力是企业成本结构决策的决定因素。     

供应链关系对银行借款的影响机制研究——商业信用的中介作用和行业环境的调节效应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组织实施产业链与金融业深度融合,增强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本文以2009-201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供应链关系对银行借款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越高,银行借款规模就越大,且从供应商获得的商业信用净额在其中发挥中介传导效应;客户集中度越高,银行借款规模就越大,且向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在其中发挥中介传导效应。进一步以行业环境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所处行业成长性高、竞争激烈时,企业的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与银行借款规模的显著性均更强。研究结论揭示和验证了供应链关系影响企业银行借款的内在机制,为企业加强供应链关系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股权投资集中度、战略偏离度与企业违约风险

学术界关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存在“激浊扬清”和“推波助澜”的意见分歧。文章基于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探讨股权集中度与违约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股权集中有利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但当股权过度集中时,导致业绩波动性凸显,则会增加企业的违约风险,简言之,股权集中度与公司违约风险之间最终呈现U型关系。而战略偏离度对这一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其中,战略偏离因为增加代理成本削弱了股权集中度与违约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因为业绩波动性高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之下,高媒体报道率、高金融分析师关注度更有可能抑制过度集权的发生,从而缓解了股权集中度对违约风险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在丰富企业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战略偏离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利于上市公司探究股权集中度合理性这一根源性问题。     

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营运能力视角对成本粘性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选取了2009－2013年的824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收入成本关系，不仅表现出成本粘性，还表现出反成本粘性；不同行业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以及成本粘性效应不同；成本粘性与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在相关关系。     

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监督效应”和“掏空效应”分析

以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投资视角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投资效率更高；从兼任者的职务类别分析发现，与总经理担任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担任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更显著。进一步探索其作用机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同时发挥了“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具体而言，纵向兼任高管通过降低管理者代理成本发挥了“监督效应”，通过减少企业关联交易的利益流出发挥了“更少掏空效应”。文章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     

投资效率、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视角

成本粘性反映了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形下,企业的行业属性、资产特征以及高管决策行为等形成的风险因素,成本粘性程度过高会降低经营效率、加剧企业风险。为此,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视角,以2005—2012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投资效率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外部经济风险和内部经营风险的共同作用下,成本粘性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水平;当企业进行过度投资时,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当企业投资不足时,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减弱。     

政府补贴、机构股东与成本粘性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拓展的成本粘性模型,探究“八项规定”后政府补贴、机构股东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增强了成本粘性,机构股东能抑制成本粘性,机构股东对政府补贴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企业产权性质无关;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不同地区,政府补贴、机构股东、成本粘性之间关系不同。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时存在;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地方政府官员变更无关,但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存在。     

我国不同行业成本粘性“高估”的实证研究

现有有关成本粘性的研究普遍使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有学者指出当企业面临亏损时,管理者采用“洗大澡”的盈余管理手段,造成按照传统成本粘性模型的估计值高于真实的成本粘性,即存在成本粘性高估现象.文章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行业进行细化,选择了采掘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三个行业,采用2007-2012年期间的数据,运用改进后的成本粘性模型,分行业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通过改进后的成本粘性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实证结果未能证明传统成本粘性模型的估计值高于真实的成本粘性,但仍可以看出各个行业成本粘性的存在及大小情况.     

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

以2011~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在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均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成本粘性,高管过度自信又在可用冗余与成本黏性间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成本粘性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关系。具体来说,当企业同时具备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情景特质时,企业不能简单地通过同时保持两类特质的高水平来实现两类特质抑制作用的叠加,而是需要通过尽可能地采用“一高一低”的组合模式获得两类特质抑制作用的最大化,即为降低企业成本粘性,高水平的内部可用冗余需要匹配高强度的高管过度自信防控与管理机制,而高水平的高管过度自信需要匹配低水平的内部可用冗余。     

客户稳定性与企业成本粘性

以供应商-客户关系为切入点，研究客户稳定性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发现客户稳定性可以显著提升上游供应商企业的成本粘性，这一结论在采用Heckman两阶段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以及控制其他潜在影响因素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稳定客户通过改变上游企业的调整成本、提高管理层乐观预期而最终影响企业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地区社会信任程度更高、客户关系更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大时，稳定客户带来的成本粘性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客户稳定性导致的成本粘性对未来企业销售利润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供应商企业储备资源、为未来蓄力的重要表征，反映了供应商企业的战略性成本决策行为。     

供应链集中度研究综述 ——基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分析

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集中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长期发展,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热点.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法和CiteSpace软件,对2001—2020年收录在Web of Science、CSSCI以及CNKI数据库中研究供应链集中度的相关文献进行定量统计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主要对供应链集中度文献特征、知识基础、研究前沿、热点议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整合研究框架.研究表明:供应链集中度研究遵循的主要理论为资源依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机制为风险效应和收益效应;研究前沿聚焦于研发投入强度、现金持有、盈余持续性、商业信用、资产专用性;热点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经济后果、管理决策、资本市场表现三个方面.     

企业ESG“言行不一”的同群效应检验

在ESG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对企业ESG表现的诉求与ESG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是否会诱发企业ESG“言行不一”的同群效应？本文基于前景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基础研究发现：企业ESG“言行不一”存在同群效应;ESG“言行不一”的触发机制受到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大规模企业中,超额薪酬强化了ESG“言行不一”的同群效应;低市场集中度的行业中ESG“言过于行”同群效应并不存在,“行过于言”同群效应则显著存在,而高市场集中度的行业中,ESG“言行不一”同群效应显著存在。本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了ESG信息披露的研究路径,实践上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信息披露制度构建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创新投入、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

本文采用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创新投入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可以促进成本粘性的产生;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创新投入影响成本粘性具有调节效应。相比于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中,创新投入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更大。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成本粘性是客观存在的,对企业发展并不都是消极的。在中国向“中国智造”转型的过程中,对企业创新越重视,创新投入越多,产生的成本粘性越大,这为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会促进创新投入,增加成本粘性,而适度的成本粘性是企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持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负向关系,而管理层持股能够削弱该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在股权集中度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相比绿色实用新型创新,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发明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文丰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相关文献,为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基于“代理成本”视角的研究

本文围绕管理人员和大股东所产生的两类代理问题,分析了股权结构中的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等方面影响公司绩效的机制,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述方面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介于20%和50%之间时,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效应分析

以2009—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机理，并考察高管团队特征对薪酬外部不公平性与企业成本粘性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程度的提高显著加剧了企业成本粘性。考虑高管团队特征因素后发现，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越低、教育水平越低、任职时间越长，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越显著。进一步检验作用机制发现，加剧代理问题是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影响企业成本粘性的主要路径。     

成本粘性、资产结构与企业价值——基于煤炭上市公司数据

煤炭是我国能源业的重要支撑,加强成本管理是煤炭上市公司提升企业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因此成本粘性对煤炭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是否具有影响作用值得深入研究.选取2011-2018年沪深煤炭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层级回归研究成本粘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关系,并进一步研究资产结构对二者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2011-2015年间,即产能过剩时,成本粘性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2016-2018年煤炭上市公司成本粘性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资产结构会加剧产能过剩时期成本粘性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文章以2004-2018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供应商集中度对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产生负向影响,但是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银行信用融资规模,总体上供应商集中度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小企业要重视与供应商的关系管理,发挥供应链战略协同效应:一方面,可以降低采购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大供应商信息监控的外溢效应,向银行传递自身经营良好的信号,有利于提高自身的银行信用融资能力,从而缓解融资约束.此外,企业要积极融入供应链关系网络,放大供应链关系资本的价值.     

董事会治理与成本粘性的实证研究——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检验

成本粘性是指当业务量等份额地增减变动时,成本上升的程度比成本下降的程度要大。以2011—2014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性地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分析并检验董事会治理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增强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董事会治理一方面对成本粘性程度有显著的直接抑制效应,另一方面董事会治理通过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间接地降低了成本粘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