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吗?——与胡先来同志商榷

胡先来同志在《服务劳动创造价值吗?——与冯子标、牛仁亮同志商榷》(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6年第1期)一文中,反复证明了《简论服务劳动创造价值》(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年第4期)的分析过程的悖理性,并以此否认服务劳动创造价值。最后解释说:“服务之所以能够取得交换价值,为服务提供者带来收入,其原因在于服务劳动可以为服务消费者提供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又为服务消费者所不具有,为了取得服务的使用价值,服务消费者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让渡给服务劳动者。”对此,我也谈点看法,同胡先来同志商榷。     

服务劳动创造价值吗?——与冯子标、牛仁亮同志商榷

冯子标、牛仁亮同志在《简论服务劳动创造价值》(以下简称《简论》,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年第4期,以下引文均见此文。)一文中,通过对他们列举的一组交换实例进行推演后得出:若不承认服务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就会出现同一价值在用于个人消费时,既只能被消费一次,又可以被消费两次以至无数次的逻辑矛盾。对此我不敢苟同,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同冯子标、牛仁亮同志商榷。     

土地级差收入来自农业内部——与赵瑞彰同志商榷

土地级差收入是农业企业因所利用的土地自然生产率较高,位置较有利,或在同等条件下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而提高了生产率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它的实质是农业中的超额利润。对于这部分利润的来源,传统的说法是:优等土地上的农产品,其个别价值低于这种农产品的社会价值,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中间存在的差额,就形成了经营优等地生产者的级差收入,并强调它的实体仍是农业劳动者的劳动。这种说法没有更进一     

绝对地租的一般来源是垄断价格吗?——与李慧中同志商榷

<正> 《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刊登的李慧中同志的《也谈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一文,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绝对地租来自垄断价格。此见不敢苟同。李文认为:“农产品高于生产价格或高于价值出售的两种情况,都是垄断价格。”并且引证马克思《资本论》中“绝对地租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产品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以上的已经实现了的余额,或者是超过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的论述,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是对马克思著作的误解。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是在说明绝对地租有两个来源:一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但没有超过它的价值的余额,一是超过产品价值部分,即马克思称之     

商业部门职工的劳动主要是非生产性劳动——与杨百揆同志商榷

<正> 读了杨百揆同志《商业部门职工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4期,以下简称杨文),很受启发,文章中对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的那一部分商业劳动,如运输、保管、包装、加工等物质生产劳动的分析,很有说服力,我完全同意。但是对于杨文的若干重要结论似觉不妥,特提出自己的一点肤浅看法。     

社会经济效益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吗?——与马之伦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1987年第12期刊载的马之伦同志《论社会经济效益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以下简称《马文》)一文认为“时间节约规律是人类各个阶段普遍存在的规律”;而“经济效益规律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时间节约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在此基础     

企业都可以发行股票吗?——与盛慕杰同志商榷

<正> 《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刊载的盛慕杰同志《论股票、债券的发行》一文,从金融战略和金融宏观控制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股票、债券的发行作了精辟的论证,给人以深刻启迪。但该文提出的所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都可以发行股票的观点,似有待商榷。诚然,大中型国营企业发行股票不会改变其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原因正如盛慕杰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公有制企业认购国营企业发行的股票,无非是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当然不会改变国营企业的公有制性质。而劳动群众作为全民的一部分,他们认购的国营     

《资本论》中是劳动本体论吗?——兼与谭苑苑博士商榷

本体论以及马克思的“本体论承诺”问题,是研究马克思思想绕不开的难题.研究发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孕育了劳动本体论思想,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定了劳动本体论思想.然而,在《资本论》的创作中,他开始了对劳动本体论的动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决不是在本体意义上探讨的劳动,而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展开了对劳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资本论》中的本体只能是资本,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透彻理解《资本论》,才能真正探明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     

死活劳动之比能确定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之比吗?——与牟以石同志商榷

<正> 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实际工作者都比较一致地认为,要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就必须保持社会再生产中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适合的比例关系。然而,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究竟怎样才算适合?由两大部类比例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究竟怎样才算恰当?仍然一直是争论的难题。牟以石同志《试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一文(以下简称牟文),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但是牟以石同志得出的结论却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特提出质疑,并希望引起对这一难题的更为深入的探讨。     

这个论点是否正确?——与张纯音等同志商榷

<正> 张纯音等同志的《社会主义社会价格形成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在分析按原始价值来规定计划价格,即按平均的工资利润率计算的利润额来规定计划价格时提出了一个论点:“拥有同样数量的工人,在工资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生产周期不同,一年内它们所实际得到的利润额是各不相同的。”我认为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该文中举了一个例子:有甲乙二个企业,其资金构成和平均工资     

也谈劳动是谋生手段的问题——与赵人伟同志商榷

赵人伟同志的《关于劳动是谋生手段的问题》一文,着重阐述了这一观点:“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事实,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所特有的,因而不能用它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历史必然性;否则,既违背了人所共知的经济事实,也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原意。事情果真如此吗?我并不以为然。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的“自然条件”。这对于一切社会形态来说,都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民族,任何社会,只要停止了劳动,很快就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常识。宣传这一简单而伟大的真理,对于我们在人民内部进行劳动观点的教育,是     

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兼与牛越等同志商榷

<正> 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近年来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众多经济工作者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尽快消除分配不公的现象,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的共识.牛越等四位同志在《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发表的《收入分配双轨制——分配不公的根本性原因》一文(以下简称"牛文").可以说是探讨我国分配不公问题的有益尝试,文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笔者对"牛文"的关键性论点,即对我国分配不公原因的诊断不敢苟同,现提出来商榷,以期进一步推动对这     

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商品拜物教吗?——与李云晋同志商榷

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理论界对商品拜物教的理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商品拜物教的问题,研究得是很不够的。《经济问题》杂志今年第一期刊登的李云晋同志的文章《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拜物教》(以下简称李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但文章中所论及的一些观点,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按劳分配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分配的统一吗?——与李砚林、牛养育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发表了李砚林、牛养育二同志的《按劳分配是按抽象劳动分配和按具体劳动分配的统一》一文(以下简称为《李文》),试图论证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阶段具有两个层次的按劳分配关系的客观必然性,这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是对《李文》论点依以建立的根据,我们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商榷,以求教于李、牛二同志。 《李文》提出,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只能按经济单位提供的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分配,然后,经济单位内部才能按劳动者具体劳动时间来分配。”(《经济问题》     

再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何炼成同志商榷

何炼成同志最近发表的《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经济研究》一九六五年第一期)一文,对他有关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读了该文以后,我对其中的许多意见,仍感到不能赞同。因此,本文准备就达个问题,再次与何炼成同志商榷。我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指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直接参与生产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劳动。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只能局限于物质生产领     

社会主义的劳动有价值吗?——与关柏春、陈志武先生商榷

文章针对个别学者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没有价值,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是有价值的观点进行辨析,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都是没有价值的.而有些学者提出“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劳动有没有价值的关心,而是在有意识地散布中国人的劳动不能创造财富或中国人的辛勤劳动不能使中国人富裕起来的错误观点.     

是劳动有价值还是劳动力有价值--兼与关柏春同志商榷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具有价值;劳动作为流动状态,本身没有价值,但可以创造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也可以成为商品,因而具有价值,而劳动本身也没有价值。     

新经济就新在软件产品上吗?——与李罗力同志商榷

从软件生产费用构成说明软件并非纯知识产品 ;从软件与硬件、服务的关系说明孤立地突出软件不利于软件业发展 ;认为新经济就新在软件产品上 ,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且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发展 ;用知识把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把教育、技术、管理、信息统统归结为知识 ,既混淆概念又很危险。     

也谈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与徐节文同志商榷

<正> 《经济研究》1981年第10期徐节文同志《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以下简称《徐文》)一文,系统论述了作者关于生产劳动应以物质产品生产为限的主张,读后颇受教益。但《徐文》把这一主张说成是马克思生产劳动学说的核心论点,是这一学说同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分水岭,则似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原意。兹不揣鄙陋,说一些不同看法。     

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决定经济吗?——对赵国良同志与林子力、有林同志商榷的商榷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并且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摧毁“四人帮”的权力意志论的理论体系,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理论,指导我们进行伟大的新长征,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济研究》1978年第1期发表了林子力和有林同志的《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文(这篇文章是他们写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的一部分),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原理,论证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和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批判了“四人帮”颠倒经济和政治关系,鼓吹政治决定经济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是一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