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会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吗？——基于南北差异的探讨

运用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我国存在着明显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对外开放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劳动力流动减缓了经济收敛的速度,且对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并没有促进作用。同时,这一发现也证实了东中西地区差异缩小而南北地区差异扩大的结论：东部地区呈现“收敛—收敛”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发散—收敛”趋势;对于南北地区,北方地区表现出“发散—收敛”的趋势,南方地区则一直是发散趋势;此外,劳动力流动率对主要劳动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劳动力流出地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新形势下粤港深化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

粤港两地经济合作发展的基础和方式粤港两地经济合作是建立在生产要素的互补基础上的，以香港制造业北移为主要内容的跨地域分工合作。两地的经济合作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其基础是两地之间生产力诸要素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关系。而两地在地理、历史和其他要素方面的差异以及技术发展阶段的不同是实现互补的前提。其中因技术发展阶段的差异、国际产业阶段位置的不同而引起的资金、技术、信息等经济资源的不同，又是决定粤港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     

粤港高科技产业合作与管理创新

80年代,广东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成就举世瞩目。尤其粤港两地的经济合作,在粤港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巨大成效。由于深远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渊源,使两地在80年代进一步加深了依存关系。双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前店后厂”的工贸结合的经济利益关系,使广东经济同香港经济连成一片而初步形成了一体化的产业格局,这些都为粤港两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粤港两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处于转轨变型的阶段,而“依靠科技发展经济”乃是这一“转轨”的     

抓住机遇 突破界限 加强衔接 共同发展——对粤港两地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意见

最近,香港和广东对发展两地经济素有研究和饶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和金融界、工商界、新闻界人士,对97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粤港两地经济合作的前景如何?怎样才能实现两地经济协调发展?纷纷发表意见。许多有识之士认为:粤港经济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层次,抓住97回归的机遇,大胆突破行政区域界限,跨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在金融、工业转型、贸易、基建等方面互相协调和衔接,加强合作,使两地经济共同发展。     

基于资源禀赋理论的粤港专业化经济模型实证研究

在专业化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专业化经济与资源禀赋理论的关系,建立了广东与香港两地的经济合作模型,并用具有资源禀赋的专业化经济模型分析了粤港经济合作的前景,提出了使粤港两地比较优势互补的效果达到最优的方案。得出了粤港两地利用新的互补比较优势,推动两地经济合作模式的升级,使两地经济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有效途径。     

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的战略性调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以"前店后厂"、"产业转移"和"企业主导"为特征的粤港经济合作模式曾大大促进了粤港两地的经济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粤港经济合作环境的变化,合作开始遇到新的问题.面对新环境和新问题,粤港经济合作的模式需要从完善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等方面做出战略性调整.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模型、范式与政策

中国区域金融运行呈现严重失衡。本文基于经济效率与社会风险的相互制约原理,建立了中央政府进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利益函数,提出了金融差异调控的"陀螺空间"与"效率差异"的命题;根据制度成本与收益机制,提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范式。研究认为,根据当前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态势,必须要充分重视金融的劳动分工促进功能,缩小区域金融功能差异;构建"跨时公平"的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缩小金融发展条件差异;推进教育投入体制综合改革,努力缩小区域间教育水平差异;适度提高落后区域的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区域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区域市场交易环境,缩小商品金融交易条件的区域差异。     

“九七”后加强粤港经济合作的几个问题

在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结束了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开启了粤港经济合作的新纪元。在香港回归祖国这一新的条件下,加强与发展粤港经济合作,应当思考下列几个问题,才能有利于粤港两地共创经济繁荣。     

寻找中国的收敛俱乐部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在随之扩大。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在共同关注落后省份能否赶上发达省份这一问题，并由此展开了大量对中国经济的收敛性的相关研究。本文中，我们通过运用Hobijin和Fanses（2000）的研究检验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发散和收敛行为，再次研究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发现是引入注目的：首先，不论改革前后，均存在极小的俱乐部的收敛特征。具体地讲，在改革前存在13处渐进完全俱乐部收敛和11处渐进相对俱乐部收敛特征；改革后存在19处渐进完全俱乐部收敛和13处渐进相对俱乐部收敛特征。其次，比较改革前后的收敛特征后，我们的结果表明，改革后的经济发散程度更加明显，该结果对带宽参数（bandwidth）的选择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最后，与Pedroni和Yao（2005）及Maasoumi和Wang（2006）的发现相一致，上述俱乐部收敛特征不能简单地由地理因素或政策优惠程度来刻画。     

中国省域星级饭店发展的收敛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1996-2011年我国31个省（区、市）星级饭店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Theil指数和Gini系数对其省域差异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省域间星级饭店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呈现缩小趋势。采用计量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期星级饭店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发展速度较高,同时,旅游资源的较快开发加速了星级饭店水平的提升,缩小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具有收敛效应,且居于主导地位;但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接待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制约了星级饭店的发展,不具有收敛效应,居于从属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税制差异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经济一体化,必然要克服香港、澳门和广东三地之间的税制差异带来的冲突问题。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下被赋予税收立法权,税制协调的基础是保障香港和澳门的税收独立。粤港澳三地之间的税制差异主要表现在税率、税种、税收特点、税收管辖、税收征管等方面,正是这些差异使得在大湾区建设中产生重复征税、逃税避税、税收利益分配不均衡以及征管机构行政管辖权冲突等问题,从而阻碍粤港澳三地的经济发展。     

后危机时代广东港资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广东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港资企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港企的转型与升级已迫在眉睫。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积极探索推进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是广东"双转移"政策的需要,也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之举。     

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HP滤波、迭代的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DAG技术、结构VAR模型、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粤港澳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粤港和粤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比港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弱，而且粤港和粤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正处于下降时期；粤港澳之间经济增长不存Granger因果联系；只有港澳之间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同期因果关系；粤港和粤澳经济波动的相互解释能力是有限的，它们比香港对澳门的解释能力差。     

金融危机下粤港经济合作依赖性分析及对策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增长迅速,与香港差距不断缩小,粤港之前的合作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双方需要,粤港合作凸显不和谐因素:竞争加剧、产业链脱节、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金融危机对粤港经济冲撞很大,粤港需继续加强合作,形成新的合作模式,构建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共同对抗金融风暴。     

CEPA条件下广东创业投资的发展对策

为了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定(更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安排)。CEPA的签署,对于具有先天经济和地理优势的广东省来说,充分利用香港发达的服务业、创业投资产业,以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的地位,有利于发展广东的创业投资。本文在分析广东创业投资发展状况和CEPA的影响基础上,从加强粤港创业投资合作、创业板合作以及完善创业投资退出途径等方面提出了CEPA条件下发展广东创业投资的对策。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内涵、思路和路径选择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是广东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表现,是广东构想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粤港澳互惠互利合作新模式。目前推动"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建设,一是要结合实际,明确紧密合作区的内涵、思路和合作重点;二是要选准项目,确定载体,明确路径,并能完善相应的对策措施。根据CEPA协议内容和目前粤港澳经济发展现实,广东应选择能体现粤港澳优势以及有示范效应的港深河套地区在深化合作发展高新产业方面,率先在合作体制和政策上实现创新与突破,以此来带动"粤港澳紧密融合区"的建设。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崛起与沪港竞合关系分析

本文以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崛起为基本背景,探讨了中国可能出现全球性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依据,并且认为,虽然当前香港的微观金融市场条件超过上海,但从长期看,在宏观基础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等基本因素的作用下,上海可能成长为比香港更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以上述分析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沪港未来金融发展可能出现的基本竞合结构及双方各自的战略取向。     

以三维总部经济模式推进粤港合作

由于CEPA的签订,广东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广东本身的发展也逐步凸显出一些新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粤港间的经济合作,实现两地区的互惠共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总部经济理论的应用,提出三维模式,旨在为推进粤港经济合作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One Country,Two Prices? A Study of the Deflationary Effect of Price Convergence on Hong Kong*

Consumer prices in Hong Kong at the time of writing have declined by 15 percent from the peak recorded in 1998. We investigate the deflationary impact on Hong Kong of price convergence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using 1990–2001 annual data on commodity prices in the former and in major cities of the latter. We find evidence of pric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econom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Furthermore, price convergence is estimated to have accounted for one‐fifth of the deflation in Hong Kong.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deflation in Hong Kong is attributable to a proces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due to grow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CEPA条件下如何改善广东科技型中小企业权益融资困境

CEPA的签署为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权益融资环境提供了新的契机,加强粤港两地的金融合作,有利于拓宽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权益融资渠道,弥补资金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