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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著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 相似文献
2.
随着权力转移进程加快,中美战略互信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中美信任的衰退、流失将引发战略互信赤字,致使中美关系背负沉重的代价。在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如何在信任与不信之间维持均衡?当双边信任恶化时可以依靠哪些约束性机制维持和修复双边信任?作者在梳理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炼出"关系型信任"的概念,从规制性、规范性和关系性三种维度理解复杂的信任内涵。双边信任作为一束关系,源于"礼尚往来"的互惠实践,信任维持的因果逻辑则以"关系性契约"为核心。关系契约的效力是内生的、过程性的,不依赖外在力量。一旦双方处于互惠关系中,为了维持长远利益,中美在危机面前宁愿克制对短期利益的追求,避免苛刻的交易影响双边关系大局,为彼此留下应对与回旋的空间。中关之间的正式保障制度是外化了的"关系",心照不宣的心理默契则是内化了的"关系"。理性契约、心理契约与关系契约三重约束互为一体,对动态的中美信任进行有效管理,这无疑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相似文献
3.
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和国际社会出现有关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导致的权力转移的普遍认知加剧了中关关系的紧张性。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全面铺开之际,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中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已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固有的实体、静态视角不能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这一动态过程提供理论指引,过程建构主义由于其对关系过程的关注而具有独特的价值。作者在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行为体能动性的发掘提出预防性合作的概念作为关系治理的动力,从而使修正后的过程建构主义在促进关系进化上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机理得以明晰化,并结合当前中关关系的实际指出,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关系性理解的不足导致的关系困境而非结构、地位困境是造成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重在以关系性的过程视角实现中美关系的"共同进化"。 相似文献
4.
作者旨在客观阐述中国对非洲外交本质,重点论述了中非关系所展现出的中国日益增长的世界责任。作者指出,中国在非洲有自己的战略利益诉求,这一点无须否认,但中非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以南南合作和亚非复兴为指向的世界责任意识,这一直是中国对非洲外交的显著特色。在价值观层面,中非关系体现出的平等原则、互利共赢理念对传统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和修正,而中非合作所彰显的南南合作精神也成为当今发展中世界追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外交实践层面,中非全面合作有助于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平与稳定,中非南南合作的开展也有助于国际秩序的合理变迁与发展。中非关系的发展及其世界影响,见证了中国和平发展不仅造福自身也必将惠及世界这一双赢、共赢模式。这种以政治平等为基础,以互惠互利为特色,以共同发展为依归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正在显现出越来越大的世界意义。 相似文献
5.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作者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借鉴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操作方法(即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并引入了干涉变量,重点分析了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3个要素,即权力、合法性以及国内政治。作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外生变量,对制度作用的发挥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权力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结构框架;合法性是一种内生变量,内化于制度的有效性,它是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国内政治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作用的干涉变量。作者试图通过上述3个变量来构建出分析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理论框架。 相似文献
6.
联合国成立70年来,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冲突的斡旋与调解、派遣维持和平行动部队、促进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协调不同行为体等方面。随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及相关理念的变化,联合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手段和途径也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后,人的安全成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内容,除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外,预防外交、强制和平、建设和平、保护的责任等都成为联合国多层面、综合性和平行动的组成部分,政治与司法方面的介入明显增强,区域组织的作用不断上升。虽然联合国的作用具有局限性和争议性,但在应对新的全球安全威胁、促成全球安全治理和伙伴关系以及推进和平文化和国际法建设等方面,联合国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得到广大会员国的认同和支持。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核心作用,逐渐扩大了对联合国的参与,完成了从被动、简单型参与向主动、建设性参与的转变,并承诺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相似文献
7.
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具备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性规则)和基本功能(减少不确定性),而且还具备制度的本质特征(公共品)。纵观国际货币体系史,无论哪种国际货币体系,其正常运转都得依赖于国际合作。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使得作为公共品的国际货币制度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合作与合理秩序。霸权衰落后的国际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各国的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权衡或决策的内生需求,并可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既取决于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又离不开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尤其是美国)与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合作。国际货币制度合作的路径取向应是从区域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无论是为了寻求多边世界的合作还是作为利益的相关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都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其突破口在于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地位和国际化水平。 相似文献
8.
东盟中心地位是近年来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与东亚区域合作中维护自身整体性、独立性和主导性的重要原则。尽管已获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和肯定,但其内涵、效度及前景等问题依然存疑。网络视角为考察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在网络视角下,东盟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网络中的行为体之一,能够通过关系与关系网络建构自身的地位与权力。网络分析证明,东盟通过倡议并主导东亚区域主要合作框架,在各领域建立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关系性权力,在制度和互动层面占据中心地位。其中心地位体现在对于合作进程的主导、议程和规范的塑造以及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的协调等方面。建构过程既体现出国际关系领域权力资源的演进机理,同时也具有东盟本身和东亚区域环境所带来的独特表征。东盟需要更加明晰其在地区内外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心地位附带的责任,保持关系性权力优势,以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并使之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相似文献
9.
霸权国介入某一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后,该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将取决于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即是否存在区域内供给中心是决定霸权国介入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关键因素。如果不存在域内供给中心,该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将处于霸权主导供给模式;如果出现潜在域内供给中心,该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将处于竞争性供给模式;如果确立了稳固的域内供给中心,则该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将处于互补性供给模式。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搁浅、1966年北约危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与发展等主要案例的检验结果证明,尽管美欧存在紧密联盟关系,美国也仅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苏联权力巅峰期时采取合作立场,接受了互补性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使欧安会得以召开;而在其他时期,美国则对欧洲安全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要求采取了拒绝或阻碍的立场。欧洲最终能否改变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并与美国实现互补性供给,将取决于欧盟能否完成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和独立军事能力建设,形成一个自主且稳固的域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中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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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是基于权力关系的网络行为者的利益博弈,旨在建立有效的交互模式和制度以充分实现经济效能。网络治理若遭遇外部利益相关人强势干预时可能导致失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治理失效迫使联邦政府作为核心行为者直接介入通用汽车网络治理,将网络强制性通道点从"美国汽车联合工会满意"移位于"让通用公司生存和发展",并通过贷款实施细则破坏现实网络联结,重新设定通用企业网络治理程序和规则,重构通用网络权力治理结构,促进通用企业网络优化升级。通用重组事例对我国政府科学干预产业治理、推升产业竞争力有良好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11.
国际责任是指国际社会某个成员对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安全、道义等方面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所做出的贡献。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不能有效地兼顾内外需求,难以成为国际责任观构建的理论基础。而共有利益概念将国家利益、共有利益和国际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它可以和国家利益一道成为大国国际责任观以及中国国际责任观构建的理念基础。 相似文献
12.
东盟地区论坛被称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安全框架”,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主国为了维持其领导权威,有必要创建多边机构,向跟随者提供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3类公共商品,并承担其全部成本。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却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的变化过程。对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作者分析了3种范式的优缺点,并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3个重要变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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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文章基于价值链上下游的视角,测算了外资企业的国际分工任务在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并考察了其动态变迁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方法,文章从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考察了外资企业及其任务变迁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这一溢出效应随着外资企业的任务变迁而逐渐弱化;由于市场化转型时期民营企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所有制歧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存在明显的负面竞争效应,恶化了内资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而这一负面影响作用随着其任务变迁而逐渐弱化。为此,政府应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将有利于改善内资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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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运用政治文化变量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内涵、演进动力、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诠释,重点探讨了中国崛起与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宏观演进逻辑以及政治文化变迁内在的运作机理。通过对应的哲理思考和历史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崛起与政治文化在宏观层面的互动为彼此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们在应对内外挑战、摆脱困境时所做的一种努力。进化主义、变革主义、民族主义、特殊主义四种基本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在核心线索。政治文化崛起是中国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要追求一种文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依据这一标准,当前的中国崛起很大程度还是一种不平衡的崛起。中国应积极培育政治文化建设的几项关键要素,对内要着力打造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对外要坚定不移地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文化秩序的多极化和民主化。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持之以恒地处理好文化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两难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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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同至今,有不少研究成果就胶济铁路及其相关的某个侧面展开诸多探讨,但在注重胶济铁路对山东经济重要影响时,对青岛港的作用关注不够:实际上如果没有青岛港与胶济铁路的互动与配合,胶济铁路沿线物资产品就失去了直接同埠外、境外沟通交流的机会。因此论文以胶济铁路、青岛港互动为视角来看待胶济铁路沿线经济乃至山东区域整体变迁。从选题方面而言,具有创新意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