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危及食品安全

我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约21万吨,其中9.7万吨被用于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远远超过动物疾病治疗的需求量。我国禽蛋和肉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随着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和家畜家禽的疾病日益复杂,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在养殖业中被普遍使用。养殖业使用抗生素的由衷是预防畜禽传染病,但抗生素滥用极易造成畜禽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动物产品中残留抗生素已成为耐药菌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严重威胁着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基于企业和消费者微观行为的角度

在我国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食品安全政府规制政策的设计如何找准关键点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本文以建立一个安全的食品市场为目的,基于食品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微观行为构建了一个重复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愿意一直生产安全食品的条件,由此提出了政府规制政策设计的关键点。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价格补贴、安全食品生产成本降低、消费者培训和信息公开等将是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主要方式。     

我国政府规制理论研究

政府规制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在制定和实施中会较多地受到一个国家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对我国政府规制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势在必行。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机构的改革困境

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一方面直接导致了空前的社会信任危机,“我们还能吃什么”,另一方面也让人开始质疑各级食品监管部门的职责。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食品安全规制机构的改革。     

三鹿事件引发对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尤其是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对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危害,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类事件不仅反映出我国食品行业存在严重的诚信危机,更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敲响了警钟。文章首先对规制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对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的规制现状进行了论述,继而对我国的食品安全规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沈阳市食品安全规制的消费者调查

食品安全领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需要进行有效规制。文章对沈阳市3145名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领域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沈阳市食品安全的满意程度不高,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不强,进而从政府、消费者、行业协会和企业自身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简述西方政府规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政府规制理论的变迁,使西方政府在实践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改革的措施与经验进行简单分析,指出我国应吸收和借鉴西方成熟的规制模式,结合我国实际.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规制模型,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有效率的政府规制改革.     

简述西方政府规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政府规制理论的变迁,使西方政府在实践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改革的措施与经验进行简单分析,指出我国应吸收和借鉴西方成熟的规制模式,结合我国实际,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规制模型,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有效率的政府规制改革。     

我国零售业政府规制机构独立性研究

零售业政府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是影响零售业经营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当前流通体制改革应该重视零售业政府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建设。零售业规制机构独立性受到规制机构设置、规制立法、规制机构人员独立性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当根据政府规制机构独立性的要求,从机构设置、规制立法、和规制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零售业政府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建设。     

中国食品安全卫生社会性规制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基于食品安全卫生产权交易的负内部性和双方无合意均衡点博弈的一次性,决定了对负内部性的规制是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重点。我国食品安全卫生社会性规制变迁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成功,也存在不足之处。完善下一轮规制变迁的措施主要有: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实现产权充分界定;建立政府规制综合体系,提高规制效率;优化配置内部规制资源,合理安排规制权力;强化外部规制资源的使用,对负内部性进行多方规制;切断成本外溢渠道,实现政府规制成本最小化。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池塘养殖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作为改善因经济社会发展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手段,生态补偿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综观国内外现有成果,对于水产养殖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还较少。文章基于对上海地区池塘养殖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结果,分析了进行此类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并进而在阐述其生态补偿目标及原则的基础上,针对池塘养殖生态系统的不同类型的生态服务,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方式以及补偿额度等方面讨论了其补偿机制。研究认为,对于不同类型池塘养殖系统的生态服务,需采用不同的生态补偿机制:(1)对于市场上可以实现的价值,应通过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予以补偿;(2)对于空气调节、气温调控等非市场价值,则应在确定服务受益者及提供者的基础上,通过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予以补偿,具体补偿额度建议为:空气调节服务约5800 CNY·hm-2·a-1,气温调控服务约20 000 CNY·hm-2·a-1,而对于水产污染成本,则在污染权被界定给养殖生产者的情况下,要消除养殖产生的面源污染,养殖生产者需获得大于2000 CNY·hm-2·a-1的补偿额。     

提升中国产业供应链体系化治理能力——以化工产业为例

疫情下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与科学治理不仅仅成为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急应变能力的体现,更是未来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本文选择化工产业为研究切入点,研究疫情对中国化工产业供应链的影响,并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通过提升供应链体系化治理能力,推动中国化工产业从“做大”到“做强”,增强产业经济韧性,寻求产业均衡化和最优化的发展方案。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一种产权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目前,我国实行的分段式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如何提高监管效率而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尝试应用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现有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弊端的剖析,结合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比较分析以及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积极探索,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及逻辑.最后通过上文的分析比较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并提出一体化监管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及应对策略探究

食品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地方政府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具体执行者.近期食品安全问题凸现,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相关执法部门监管不力.因此,优化政府目标、合理匹配事权和财权,完善问责机制,突出地方特色,加强立法,借鉴国外经验,才能使监管体系切实发挥作用.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以《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为例

多源流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为《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议程的设置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相关重要指标、焦点事件以及食品安全监管出现的新状况共同构成了"问题溪流",专家学者、政治官僚、政治团体、食品安全企业代表、技术专家等政策共同体形成了"政策溪流",公众情绪、食品安全监管权限的变化共同促进了"政治溪流"的形成。三个溪流共同作用,开启了"政策窗口"。本研究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来解释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过程,为我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不足之处在于该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在解释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管制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近几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这与食品安全监管中现行的政府垄断型管制模式相关,该模式存在监管机构分散、监管成本偏高等主要缺陷。针对垄断型管制模式中的固有缺陷,提出了向引入多元参与机制的民主化政府管制模式转型,从权力重新配置、互动制度安排和参与者素质培养等方面阐述我国食品安全管制模式由垄断型向民主化转型的路径选择,以期对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粮食安全与农业面源污染——以农地禀赋对化肥投入强度的影响为例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传统农业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文章利用2002-2009年农地禀赋与化肥投入强度的72国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研究了粮食安全状况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农地禀赋既会直接影响化肥投入强度,也会通过农业保护和粮食进口间接地影响化肥投入强度,其中,农地禀赋通过农业保护途径降低了化肥投入强度,而通过粮食进口途径提高了化肥投入强度;(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所产生的间接效应更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的农地禀赋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更明显.文章为我国政府在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和农业环境保护政策方面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基于三种因素影响下的消费者对可溯源食品的购买意愿实证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可溯源食品由于其独特的优势成为近些年来食品行业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在天津市实地调研得到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研究三种主要因素——消费者的个人与购买决策认知因素、可溯源食品特有的信息因素、影响消费者购买的监管因素等对消费者购买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多种情况下的消费者个人因素、基于FRID及二维码等应用技术不断发展的信息因素、政府监管消除外部性等因素均会对消费者购买产生不同的并且显著的影响.进而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解决可溯源食品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情况以及如何加强政府监管提出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