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状况及流动性趋势研究

户籍制度"松绑"之前,中国农村的家庭宗族网络一直承担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经济资源及负载着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代际传递功能。对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转移的研究是探寻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探究核心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打破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相捆绑的"富二代"、"农二代"等身份给其带来的分配不公现象。鉴于此,笔者基于CHNS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进行测度,发现其对下一代的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骤降"到"骤升"的变化态势。要进一步消除由于家庭宗族网络带来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均等问题,应强化农村市场信贷机制及农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的投入力度,让农村家庭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等也能够参与分配,继续深化收入分配、遗产赠与及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村庄治理、融资和消费保险：来自8省49村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个人和社会风险分担机制对中国农民消费保险的影响。运用1400户家庭的独特面板数据,我们发现消费保险在下列情况下比较完全:(1)家庭拥有较多的财产;(2)村庄通过选举产生村领导;(3)村民可以获得非正规贷款。另外,获得银行贷款不会影响消费保险。这些发现表明了本地信息和村庄治理在保障农村消费保险方面的重要性,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宗族网络是否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村级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是实现乡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从理论层面探究了宗族网络对村级集体经济的影响,考察传统民间力量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并基于“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宗族网络与村级集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宗族网络显著抑制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且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净流出、抑制土地流转以及减少公共品供给等途径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网络规模在均匀型宗族结构、平原和山区以及东部地区农村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宗族网络强度在均匀型宗族结构和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政府部门的支持不仅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还有效缓解了宗族网络对村级集体经济的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金融将带来户均消费提高24.50%,2016年折合消费为8694.81元。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金融可得性引致消费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低收入农户、参与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农户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的消费增长效应高于同期传统信用卡使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新时期扩大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以驱动农户消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宗族网络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宗族网络及其活动实现了普遍复兴,并且在农村经济改革、村民自治中发挥了行政体制无法替代的作用。本文剖析宗族网络特质发现,宗族网络将通过自身权威和非正式权威制衡两条路径对村庄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构,形成农户的集体行动,进而影响到农民的土地流转行为。进一步,本文基于243个村庄的区域全样本调研数据分析得出宗族网络将对土地流转率产生正向显著的作用,而宗族网络将对土地流转价格产生负向显著作用。     

新农保改善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吗?——基于分阶段的分析

多数研究表明,社会保护政策能够降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脆弱性;但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制度的实际影响呈分化之势。本文首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根据消费均值和消费波动模型测算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然后在区分缴费阶段家庭和领取阶段家庭的前提下,估计了新农保制度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新农保制度改善了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但是,新农保制度让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村低收入家庭更加脆弱,其相对贡献率约为15%~18%,且其影响随家庭参保人数增加而上升;与此相反,新农保制度显著地降低了领取阶段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其相对贡献率达到14%~21%。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分化还是趋同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的制度逻辑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进行剖析不仅有助于揭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高治理效率之谜,还有助于为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化转型与发展提供新的线索。研究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是指一系列旨在保障民间私人借贷契约有效执行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有机组合;扎根于乡土社会里的村庄信任机制、高效的信息搜集方式、灵活多样的担保手段、强有力的道德约束机制、无限期重复博弈机制、嵌入式的社会交往过程等因素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核心制度构件。     

地域文化与家庭农场制度创新策略——基于家庭农场利益主体演化博弈的分析

农户是推动家庭农场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利益主体间相互博弈关系演化是家庭农场制度创新的源泉与动力。本文引入演化博弈动态分析框架,从微观主体的利益动态博弈视角出发,在不完全信息约束与外生制度供给条件下研究家庭农场主"试探、学习、适应、成长"的机制,通过引入地域文化因素并进一步分区模拟,探讨了社区记忆与社会分化的强弱对中国农户参与家庭农场制度创新并维持稳定生产关系决策机制的影响,诠释了地域文化对家庭农场制度创新策略传导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强社区记忆特征的农村社区能够收敛于合作互惠的演化博弈均衡,弱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难以实现稳定有效的制度演化。加强对家庭农场微观主体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因地制宜并进行分类指导是推动家庭农场制度创新健康发展的关键。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家庭生命周期、收入质量与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基于子女异质视角下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子女特征为基础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并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逐渐增加,而文娱消费支出逐渐减少。第二,整体而言,有女孩的家庭在日用品与衣物上的消费支出显著高于没有女孩的家庭。第三,在中青年阶段的家庭中,有男孩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要高于没有男孩的家庭;而在中老年阶段的家庭中,有女孩或女孩较多的家庭在教育消费支出方面要高于没有女孩或女孩较少的家庭。第四,中青年家庭在交通、衣物与水电消费上的支出显著高于中老年家庭。第五,在中老年阶段的独生女儿家庭中,贫困户的高等教育消费支出显著低于非贫困户家庭;至多有两个孩子且有男孩的家庭对未来购房的意愿强烈。此外,本文验证了收入质量在家庭生命周期对食品消费、教育消费以及衣物消费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关系网络对土地流转行为及租金的影响——基于强、弱关系网络视角的分析

本文将农户关系网络分解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强关系宗族网络和以地缘为纽带的弱关系朋友网络,从流转行为和流转租金两个层面分析两种不同强度的关系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宗族网络越发达不仅能显著促进农户土地流出和流入,还能有效降低流出支付和流入获得的租金;而朋友网络对流转行为和流转租金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收入差距对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来自浙江省农村的证据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源于人们寻求社会地位而消费储蓄的动机。本文利用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纯收入后,收入差距对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仍然有显著影响,基尼系数每下降0.1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增加23.7%。这期间基尼系数由0.398降至0.327,可以解释浙江省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增加的8.13%。同时发现收入差距对农村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但对农村老年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却明显大于年轻家庭。     

互联网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上网的农村家庭比不上网家庭的创业概率高3.83%。同时,网络还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创业收入,这些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分组结果表明,网络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和户主年龄在40岁以下家庭的创业意愿具有更强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网络便利了农村地区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这表明,积极推动农村互联网建设,使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产生叠加作用可以缩小城乡鸿沟,推动智慧农村建设。     

如何扩大农村内需：基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视角

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是扩大农村内需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农户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对近年来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现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与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东、中、西、东北地区消费水平存在差异。按照消费类型来看,生活性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均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对差额总体呈逐渐扩大趋势,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相比于收入增速的波动性更大,近年来有增速放缓的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增收机制尚待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健全、农村消费环境尚待改善。未来,扩大农村内需要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着力点,并根据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地域特点因地施策,不断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     

社会网络与收入多样化：非正规借贷和就业的中介作用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收入多样化的积极作用，考虑到社会网络存在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在Tobit模型基础上结合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解决问题。本文发现两个重要的中介机制——就业推荐和非正规借贷，具体表现为：社会网络通过帮助家庭成员实现就业来获得报酬，收入来源增加进而提高了收入多样化水平；另外，社会网络能有效提供正规和非正规的资金支持，然而只有非正规借贷发挥了中介机制从而拓展了收入来源渠道。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包括，收入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对农村家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社会网络的非正规借贷机制和就业机制显著提升了收入多样化水平。农村家庭注重农村社会网络培育、合理利用非正规社会网络关系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资金约束、抵御风险等问题，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利用好社会网络效应来实现政策目标，这对于帮助农村家庭提高收入多样化水平，维持可持续生计，充分发挥农村市场潜力和扩大农村地区内需，实现乡村振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农村“养儿防老”保障模式与新农保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分析

新农保制度实施以来,其福利效应和社会认同度是否已经超过了"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保障模式作用呢?本文基于中国15省(区、市)38县的调查数据,对"养儿防老"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传统互助养老模式和新农保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做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有三种不同性质的认同倾向——"分化性"、"钟摆性"和"固守性","固守性"倾向占了主导。笔者探寻了导致"养儿防老"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互助养老模式与新农保制度社会认同度差异的关键性因素——60岁后领取的养老金额度、新农保制度与传统"养儿防老"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互助养老保障收益的差值、地方政府对投入水平、养老费用负担减轻程度和生活提升状况。这些因素透视出了中国农村居民对新农保制度社会认同的群体差异性和利益目标的即期性导向。鉴于此,本文认为,提高农村居民对新农保制度社会认同度的关键在于提升制度的"水平"覆盖率及制度替代率。     

农村低保对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贫困监测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对农村低保人群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低保补贴增加了农户福利,释放农户的消费需求,增加农户当期食品支出、医疗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同时,低保家庭显著降低了生产性支出并提高储蓄率,本文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农村低保瞄准机制不完善、存在大量的瞄准遗漏这两点。本文主要结论是农村低保提高了农户福利水平,但也产生了"扶懒不扶贫"负向激励,限制了低保制度效能发挥。     

中国农村家庭存在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吗

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年龄曲线呈现为U型，与生命周期假说及国际经验相反形成了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为了验证中国农村家庭是否与城镇家庭相似，本文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APC模型对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农村存在37～49岁的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生命周期之谜。为了揭示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机制，本文应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教育负担是造成中国农村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首要原因；(2)控制教育负担的影响后，以交通通讯支出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拉低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的另一主要原因；(3)社会成本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是形成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的根本原因。     

基于农村电商融资的创新思维模式研究——以江苏省沭阳县花木行业为例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沭阳县花木行业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及融资可得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引入政策性担保公司,在创新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探究担保机制下农村电商融资创新模式。研究发现,花木电商融资需求强烈,但融资可得性不高;固定资产规模、经营利润、金融知识水平、财务制度、信用等级等因素对农村电商融资可得性均具有显著影响。为解决目前农村电商融资约束这一痛点问题,本文提出了在担保机制下的线上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以及在担保机制下的传统银行信贷融资模式等创新农村电商融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