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中国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通过2000~2011年中国247个城市FDI、污染排放及控制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污染排放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结果显示: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与人均收入的"门槛效应",并且对应于不同的门槛变量FDI对环境的影响有所差异。当以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制约性日趋减弱。而以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时,伴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更具制约性。     

湖南省FDI对当地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湖南省FDI发展迅速并促进了当地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文章通过分析湖南省FDI对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综合大量文献梳理出影响湖南省FDI贸易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重要性排序,认为投资动因、投资主体、投资行业以及投资来源国(或地区)这四项因素在影响湖南省FDI贸易效应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FDI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广东、广西城市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广东、广西两省（区）35个地级市2003—2017年统计数据，对城市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基准回归初步判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对外商的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影响。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不同城市发展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发展城市技术门槛显著，在技术门槛效应下，FDI的增加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状况；中发展城市在规模效应下，FDI与环境污染存在“U”型关系；低发展城市结构效应显著，FDI与环境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异质性差异下城市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对实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湖南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统计年鉴数据的处理,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Eviews分析了FDI与年产出、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人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到FDI不仅为湖南省经济增长带来了资金,给湖南省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也促使湖南省产业结构得到提升和优化的结论。但是目前FDI在湖南省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想要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应该在更新观念、加强配套和优化环境等方面下功夫,有效提升湖南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水平。     

湖南省1995-201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分析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应用LMDI分解方法,文章定量分析了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5个因素对湖南省1995-201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是正向影响因素,其对湖南省16年间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41.15%、37.84%、12.86%和9.46%;能源结构效应是负向影响因素,其贡献率仅为-1.3%.湖南省减少碳排放的重点是加快推广碳减排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质量的评价标准研究

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应从引进FDI的水平和利用FDI的效应来把握FDI的质量。一方面．引进FDI的水平是保障FDI质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包括FDI的投入规模、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领域及其区域分布等。另一方面．衡量利用FDI效应的优劣．要强调外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更应关注FDI对产业调整、技术溢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所造成的关联效应。     

产业集聚、FDI与城市创新能力——基于我国264个地级市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

本土产业集聚模式会显著影响FDI在城市创新中的溢出效应,但是鲜有文献在研究FDI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时考虑了本土产业结构与FDI是否相互匹配的问题。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首先分析了本土产业集聚模式影响FDI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我国2008-2013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本土产业集聚模式如何影响FDI在城市创新中带来的区域内与区域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FDI都能够产生明显的外部性,产业集聚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受到地区差异、城市规模差异的约束。从整体上来看,相比于多样化集聚,本土产业专业化集聚更容易吸收和传播FDI的溢出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更明显。从分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产业多样化集聚提升FDI的溢出效应作用显著,而中西部地区FDI的溢出效应更多的受益于专业化集聚。从分城市规模来看,特大规模城市应该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而大中小三种规模城市则应该更多地专注于专业化集聚模式。     

外资流入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

开放经济条件下,借助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基于1993-2009年的有关数据,本文构建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表明FDI在整体上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是一种积极影响,并且对三次产业的这种作用和影响是相同的,但囿于FDI规模和结构的制约,这种正向效应却不是很明显。因此,扩大引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就成为山西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利用FDI促进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基于山东省面板数据的FDI工资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FDI工资效应的研究状况,并描述了FDI在山东省的分布现状,然后利用山东省2000～2009年的FDI与工资等面板数据,对山东省FDI工资效应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5市和总体数据外商投资规模对劳动力工资水平呈正效应,但由于FDI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各市FDI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分析

汇率水平是影响FDI流动规模及方向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及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竞争力效应、区位效应、部门效应及财富效应。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通过竞争力效应影响FDI流入;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来源的FDI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具有不同的效应。此外,汇率水平的调整还通过财富效应影响着FDI流入方式。这些结论对评估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具有一定政策内涵。     

“FDI降低东道国能源强度”假说在中国成立吗?——基于省区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针对能源经济学的假说之一"FDI降低东道国能源强度"进行经验检验,以中国省区工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在引入技术效应函数的基础上,厘清FDI结构效应、FDI技术效应与FDI收入引致的技术效应之间的关系,将FDI技术效应从FDI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中剥离出来。构建了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强度总效应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分别采用单方程估计方法(2SLS、GMM)和系统估计方法(3SLS)对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估计,并用弹性分析法计算FDI路径下不同影响效应的弹性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产生的总效应是积极的,即外资进入度每提高1%,总效应是使中国工业能源强度减少0.193%~0.243%,正面的FDI技术效应(0.185%~0.308%)和FDI收入引致的技术效应(0.077%~0.122%)超过了负面的FDI结构效应(0.064%~0.192%),实证结果支持该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对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200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中国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FDI的参与度会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FDI集聚性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而外资零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表现为FDI效率性行业内溢出效应.此外,企业规模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FDI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尽管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说法不一,但FDI给东道国带来的积极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扩大投资、转移现代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发人力资本、促进结构优化和出口等方面,FDI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一、FDI对东道国资本形成效应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长三角地区1985—2009年的数据

文章采用长三角地区1985-2009年间的样本数据,借助OLS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FD!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FDI增长与环境污染变化之间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FDI与废气、二氧化硫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烟尘、粉尘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FDI对废气、二氧化硫的影响最为显著。反映了目前长三角地区FDI存在一定的环境负效应。文章基于EKC假说,进一步测度了引入FDI因素后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及演进趋势,认为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长三角地区倒“U”型EKC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可能会出现“N”或“～”型波动特征,因此,必须灵活地、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外资政策。     

浙江省FDI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浙江省1985-2010年FDI和工业“三废”排放量相关数据,利用Eviews5.0对浙江省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FDI与浙江环境污染的变化关系表现为FDI有导致环境污染指标上升的趋势,即浙江FDI的增加是引起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增加的原因,而全省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排放物增加并不是浙江省FDI增加的原因;经检验,浙江FDI与检验的污染指标间的关系基本都为“U型”.文章认为,从结构上引导FDI的投资方向,从环境政策上控制其对浙江环境的负面影响,使FDI成为推动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跨国公司视角,通过建立EGARCH模型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在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进程中,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水平变化和波动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对资源导向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的汇率波动效应进行细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波动FDI增长绩效存在着显著的跨时差异、结构差异与规模差异。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增强和国内要素投入品价格回归,会抑制资源导向型FDI的流入和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影响高质量FDI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珠三角为例

加入WTO后,环境保护和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让中国越来越重视引进外资的质量,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影响外资质量的经济因素。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讨论影响FDI质量的因素,发现市场规模、技术水平、劳动力成本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集聚效应、对外依存度、基础设施和工业结构对FDI质量的影响比较显著。     

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企业特征视角的考察——以江苏为例

引进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中国吸收FDI主要目的之一。本文运用1990-2003年江苏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外商所有权份额、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内资企业规模及资本密集度与FDI溢出效应的关系，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FDI存在着对内资企业正的溢出效应．但溢出规模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总是相等。溢出规模既取决于外商所有权份额、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又与内资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有关。防范外商行业垄断，形成有效的竞争市场；加速内资企业发展．提高对新技术的识别、模仿及自主创新能力；促使内外资企业人员双向流动，能够有效地发挥FDI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福建省环境不平等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素

利用泰尔指数刻画福建省环境不平等的时空分布特征,通过LMDI模型和M-R模型从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上分析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福建省工业污染物排放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2011—2018年福建省工业废水的泰尔指数均超过0.24,工业固废的泰尔指数出现0.90的极大值.经济规模效应对福建省工业三废的减排始终起抑制作用,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交替出现促进与抑制作用.从时间尺度上看,对工业废水和工业固废物而言经济规模为累计正向贡献度最大的影响因素,对工业SO2排放影响最大的为产业结构效应.从空间尺度上看,对福建省工业废水、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区域差异贡献最大的分别为漳州市、福州市和龙岩市,三市减排空间巨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一个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利用1990-2004年省际数据,发现FDI在中国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FDI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