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政策将释放多少生育潜能?

2014年"单独"政策放开时,湖北省累积的"单独"家庭测算总数为62.94万个。依据政策执行后的情况以及专题调研的数据推算,政策调整之后,从中释放的新增人口总计可达19.6万人,即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将占累积"单独"家庭总量的31.15%,并在2015²017年形成生育小高峰。由于政策不变时的人口和生育基数不同,"单独"政策效果在城市中将更为明显。"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无论是在生育数量上还是在生育时间方面,都将有一定的变动空间,但是城乡居民生育水平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中国股市资源“逆向配置”的成因及其对策

中国股市存在着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缺乏，致使偏好风险的资金排斥寻求稳定投资收益的资金；另一方面，由于股市信息不对称已经严重到信息大量作假的程度，致使绩差公司驱逐绩优公司，并导致严重的资源“逆向配置”。为规范发展中国股市，就必须设法解决上述的“逆向选择”与“逆向配置”问题。     

奖一 放二 禁三——关于调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一巨大成绩，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1)1971年至1998年。我国共计少出生人口6．34亿，其中因为计划生育因素少出生人口3．38亿。(2)在这28年间，我国因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人口为家庭节省少儿抚养费约6．4万亿元．     

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

本文基于湖北省4 661个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对已有一孩的城镇居民家庭二孩的生育意愿进行了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在二孩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比重达到61.4%,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经济压力、少生优生观念和时间压力等方面;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妻子的年龄、学历、职业、一孩的年龄及夫妻二人的迁移经历等都是影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不愿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全面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女性劳动权益保护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三孩”的转变,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但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无疑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歧视现象,育龄女性平等就业权受到损害。为进一步保护女性劳动权益,基于立法与司法现状,从配套法律制度、司法救济机制、劳动监察三方面存在的缺陷入手,提出制定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完善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在执法中加强对女性就业平等权的监督、完善女性生育保障制度的权益保护建议,以期切实保障育龄女性群体的劳动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主力”缘何有名无实——基于千余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

"全面两孩"政策施行3年后,35岁以上(含35岁)的大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潜力得到大部分释放,生育二孩的任务理应落在25～34岁的"生育主力"(1)上,然而通过问卷调查和分年龄段的数据分析,发现"生育主力"只不过是理想中的称谓,这一人群是事实上的工作主力。对她们来说,"要二孩"与"要工作"的矛盾十分突出,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也更加明显,生育二孩会显著影响她们的工作岗位、工作质量和收入水平。要想使她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育主力",必须对"全面两孩"政策的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系统性完善。     

逆向选择、理性不及与农民的“新农合”拒参行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过多年推广,虽然获得了较高的参合率,但农民拒参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参合农民的退出风险也一直存在。农民的拒参行为必然影响到新农合的风险分担能力与制度的可持续性。本文以逆向选择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为依据,以10省千户农民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的拒参行为及其原因展开分析,发现逆向选择和农民对疾病风险的认知都影响到农民的"新农合"的参与行为。笔者进一步探讨了该结论的政策含义,试图寻找解决"新农合"中农民拒参问题的可行途径。     

“十五”中后期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具体选择

入世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从整体长远看 ,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利益。但从“十五”中后期看 ,农业发展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新形势。为此 ,我国必须按照世贸组织有关协议和我国入世在农业方面的承诺来支持农业发展。首先要对财政支农的目标进行认真的选择 ;然后对财政支农政策进行调整 ;同时要借鉴国外的经验 ,改变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方式和重点 ,并调整支农结构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三孩”生育政策落地的综合施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国家“三孩”生育政策能否顺利落地、达到目标的关键,要看地方政府的执行与广大居民的生育意愿状况。人口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最活跃的因素。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来看,苏州人口状况喜中有忧。对于苏州来讲,人口是城市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市情。本文在走访调查分析“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对苏州育龄妇女及其家庭有何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之策。     

重点扶持“大户”是进一步推进“四荒”治理的政策选择

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四荒”面积。对其进行治理开发 ,不但可以根治水土流失 ,恢复生态平衡 ,而且还是建设农业后备资源 ,发展农村经济 ,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山西 80年代初率先进行的户包治理小流域 ,90年代又推出的“四荒”拍卖 ,在“四荒”的治理开发上走在全国的前面。最近我们对山西“四荒”的治理开发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认为继续推进“四荒”治理工作 ,从政策角度讲 ,应在分类指导的原则下 ,重点扶持产业“大户”治理。政策原则——分类指导经对山西“四荒”治理经营方式进行归纳 ,大体有三种 ,即承包到户方式、拍卖到户方式和产…     

推进广州物流业的协调发展与政策——兼议我国“三农”物流的发展政策

2003年4月，广州市政府公布了《广州现代物流发展纲要》，绘制了广州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了用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将广州建成中国南方国际现代物流中心的战略目标和总体思路，用于指导全市现代物流的发展。在“十五”时期，面临推动广州物流业向纵深发展的任务。     

从政策的角度解读我国的人口变迁与“新三农”问题

政策的改变必定会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在我国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引起全社会的分化与重组,在农村造就了三个新的农民群体——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和打工农民,他们既有不同之处又有共同的利益,由此产生了“新三农”问题。     

放松生育限制将如何影响性别失衡?——基于“一孩半”政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以“一孩半”政策为例,研究放松生育限制会如何影响男女性别比。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下,“一孩半”政策能降低男女性别比;并且“重男轻女”观念越重,由于对首胎性别失衡的缓解幅度大于二胎性别失衡的恶化幅度,“一孩半”政策缓解男女性别失衡的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城乡、区域、政策时间三个维度差异进行的三重差分估计结果支持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论。     

关于“病人选择医生”的思考

今年8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了《关于实行病人选择医生,促进医疗机构内部改革的意见》后,许多医疗机构即以病人选择医生为切入点,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医疗机构的各个环节。实践证明,病人选择医生,这是调整医患关系的重要举措,对于带动医疗机构内部各环节、各岗位公平有序的竞争,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水平和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病人选择医生”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是对旧的服务模式的一个挑战。从具体实施的情况看,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操作上予以充分的重视和探讨。     

我国“绿箱”政策的水平、结构及效率

我国“绿箱”政策水平较低且结构不合理，缺位错位现象严重。本文从政策影响农业生产者行为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生产要素对政策的投入弹性和农产品对政策的产出弹性，指出我国“绿箱”政策效率低下，并就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于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发展的政策思考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淡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淡水资源严重不足。因此，加快海水利用是保障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十五”时期，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化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技术取得突破，规模不断扩大，成本大幅降低。海水利用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对海水利用的技术研发、产业推动、工程投资等倍受关注。然而，我国海水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