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冶湖流域底泥重金属污染及生态风险评价

为了解大冶湖流域底泥中重金属含量、污染程度以及分布特征,对大冶湖各子湖及周边港渠水体和底泥中重金属Cu、Pb、Cd、Zn、Cr进行实地采样和分析研究。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及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底泥中重金属污染程度和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并对表层和深层底泥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分布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大冶湖流域水体及底泥已受到重金属不同程度的污染,三里七湖、罗桥东西两港污染最严重;大冶湖流域是Cd重污染区,重金属污染程度依次为:CdCuPbCr≈Zn;各监测点的重金属元素综合潜在危害程度均为"极强",表明大冶湖流域底泥重金属污染严重;Pb-Cd、Pb-Cr、Cu-Zn、Zn-Cr之间显著相关,说明这些重金属来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大冶湖流域点源污染特征及防治对策

对大冶湖流域的点源污染进行了系统调查,分析了其污染特征。结果表明:陈贵镇和金湖街办工业源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最多;砷、铅和镉的主要排放区域是金湖街办、下陆区和大箕铺镇;城镇生活源主要集中在大冶市区,其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都是最大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主要集中在大冶市,其各类污染物的产排量占整个大冶湖流域的97.8%。针对大冶湖流域点源污染现状,提出了相对应的治理对策,为大冶湖流域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基于可变模糊集的大冶湖年内水质评价

为了更好地治理大冶湖水环境,有必要对大冶湖典型湖段不同时期的水质进行评价。基于2013年大冶湖2个典型站点全年的水质监测值,依据大冶湖管理目标和单因子法选择6个污染因子,利用熵值理论和可变模糊集模型,对大冶湖年内水质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磊山站水质基本接近Ⅲ类,各次监测水质变化幅度不大;大冶站水质介于Ⅲ到Ⅴ类之间,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同时,结合大冶湖流域的水位、雨量等水文要素,对评价结果进行模型解释,随后,将可变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同单因子法进行了对比。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对大冶湖的治理建议,建议加强大冶湖汛期前后入湖水质达标排放监测管理。     

四湖流域水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洪湖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四湖流域的生态环境恶化,而生态补偿是目前流域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四湖流域水污染的特点,以洪湖为例,分析了目前水污染项目与生态补偿政策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洪湖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思路。四湖流域水污染的生态补偿应建立多方一起努力的公共治理机制,从而保证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从顶层设计层面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其中,流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创新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实践并取得积极成效.但随着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的加快推进,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此,必须对症下药,建立一套设计合理、科学系统、顺畅高效的运行机制,推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研究基础与拓展研究

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目前,迫切需要系统建构涵盖"海洋生态价值理论与方法体系—海洋生态损益评估—生态补偿标准技术方法—实施方案—管理应用"完整链条的海洋生态补偿认知体系,为国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科学支撑。海洋生态价值及其评估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是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构的基石,对围填海、溢油、保护区等不同用海补偿,都可归属为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或生态保护补偿;也都绕不开科学合理确定补偿标准这一核心问题;也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的突破,可以为我国实行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学理基础及管理依据。     

环大冶湖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潜在生态评价

对环大冶湖周边农田土壤中重金属Cu、Pb、Zn、Cd、Cr、Ni、Mn和Co的含量进行了监测,采用地积累指数法及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环大冶湖农田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污染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及评价,并分析了污染物的潜在来源。结果表明:环大冶湖周边土壤已受到重金属不同程度的污染,Cd污染已影响到了农田的安全生产。地积累污染指数结果表明,8种重金属元素累积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Cd、Cu、Pb、Zn、Co、Ni、Mn和Cr。土壤中Cd的地积累污染指数为1.72～4.29,1、26和28号采样点土壤Cd属重累积,其中26号土壤Cu属偏重累积,28号土壤Cu亦属严重累积。Cd的生态风险系数最大,其中25、26、27和28号采样点土壤Cd属极强生态风险危害,其中28号土壤Cu亦属较强生态风险危害。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立法构想——以湖北省湖泊现状调查为基础

湖泊对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由于种种原因保护乏力,导致湖泊数量和面积锐减、污染普遍、生物多样性消失等严重问题。为了加强湖泊保护,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托专家进行《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的研究和起草工作。笔者为了完成所主持制定的《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专家建议稿)》,对湖北省湖泊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充分调研,并具体针对湖北的"省情"、"湖情"提出了相关立法构想。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分析评价

本文从水质状况、河流底泥和土壤污染、水土流失、生物资源破坏、河流生态需水、生态景观和航运功能五个方面对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分析评价。湘江流域生态环境表现出水体受重金属、有机物和微生物等的复合污染,河流底泥和土壤受镉、汞、锌、铅的重金属重度复合污染,水土流失从上到下逐渐加剧,以长株潭、衡阳、郴州最为严重,陆生和水生生物资源多样性不断减少,湘江枯水期生态需水、生态景观和航运功能基本丧失的严重恶化趋势。本研究将对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两型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市生态文明理念下的山东省济南市水域治理建设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指明了接下来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城市生态文明是把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水域治理作为城市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生态文明至关重要。山东省济南市拥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但近年来污染严重,为了实现其水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故结合目前济南市水域治理的情况探讨其水域治理建设的构建路径,为其水域治理建设提供参考。     

水源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构建——以大连为例

大连市水资源紧缺,保护好现有水源地生态环境关系到大连市用水安全问题。通过对水源地流域调研发现,大连市水源地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诸多困境,政府财力有限,工农业发展受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成本高。为了帮助水源地流域走出以"贫困"换取水源保护的困境,实现大连市水源地流域可持续发展,应运用财政政策,如转移支付、财政基金、税收优惠等,对水源地进行生态补偿。     

湘江流域治理：思路、目标与框架

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的总体思路、阶段性目标,进而构建了湘江流域实现水质改善、生态恢复、防洪抗旱、航运开发的综合治理框架,为湘江流域生态治理、恢复和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大冶湖内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及污染评价

选择大冶湖内湖(红星湖)为研究对象,采用BCR连续提取法和HCl-HNO3-HF-HCl O4湿法消解以及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大冶湖内湖表层沉积物中8种重金属(Cu、Zn、Pb、Cd、Co、Ni、Mn、Fe)不同赋存形态的含量,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地质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及其潜在生态危害程度。结果表明,大冶湖内湖表层沉积物中Cu、Zn、Pb、Cd、Co、Mn这6种重金属均主要以可提取态形式存在,各重金属元素生物有效性即可提取态含量顺序为:CdMnCuCoPbZn,Ni和Fe主要以残渣态形式存在;沉积物中Cu、Zn、Pb、Cd、Ni、Mn这6种重金属元素均有一定程度的富集,其中Cd的富集程度最为严重,且具有较强的生态危害,其次是Pb、Cu、Zn、Ni污染也较严重,Co、Mn和Fe污染则较为轻微。此外,上覆水体中Cd、Pb污染也较严重,沉积物中重金属析出会导致水质恶化。     

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逻辑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公众参与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利益认识、利益实现、利益协调三个维度,均表现出不同的功能作用关联性。生态文明倡导形成的意识情感整合功能,从观念和行动上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创造了条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能够整合情感意识、协调多元利益,在社会治理领域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另一方面能够反过来整合认同意识、增加归属感,激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力和动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两者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从库区管理到流域治理：三峡库区水环境管理的战略转变

三峡库区是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后三峡时期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而狭隘的库区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库区水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新要求,需要实现“从库区管理到流域治理”的战略转变。应从流域发展视角调整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区的范围,探索构建三峡库区复合生态系统保护区;要设立三峡库区（流域）环境保护分支机构,逐步建立“五维一体”的多层次生态补偿体系;同时,要注意对各种政策的融合和创新,实现各部门、各区域的协同治理,并积极实施五大工程,为库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与路径探索——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

生态文明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明确要求。本文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重点围绕生态意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生态保护与治理、生态人居环境和生态制度,探索武进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旅游+”时代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以常州焦溪古村落为例

古村落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应该得到重视并加以保护。江苏省常州市的焦溪古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古村落,在"旅游+"时代,运用"旅游+开发""旅游+保护""旅游+规划""旅游+生态文明""旅游+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旅游+互联网"等策略,促进焦溪古村落可持续发展。     

云南省水源地小湖泊的立法保护

近年来,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洱海,遭到了严重的污染,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并建立相关的制度来保护洱海,但在洱海的保护中却忽略了对小湖泊的保护,现在这些小湖泊往往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即使有了立法的保护也不具有针对性,不能很好的解决小湖泊的污染问题。本文以水源地小湖泊为例着重分析了其开发和保护中存在的立法保护问题。     

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

协同治理致力于寻求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如何合作的问题,是对以国家或市场为主的单向治理模式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更为有效的流域污染治理体制的回应。然而,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机制不会自动建立起来,它需要能够在实现集体理性的同时满足流域各级政府和社会个体理性的制度安排,实现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因此,在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取向中,有必要增进协同治理的共容利益和社会资本,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工业企业实施生态工程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评《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工业企业与生态工程良性发展研究》一书

正人类从野蛮到农耕文明经历了数万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的兴起也经历了数千年。然而,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以特有的智慧与才能,仅用了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就建立了现代工业文明体系。但值得特别警惕的是,在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类正面临着严重的资源与环境危机。面对我国资源约束、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十二五"规划纲要也特别强调:"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