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不同流转去向对转出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农地不同流转去向(流转给小规模农户还是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对转出户收入的影响,进而考察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相较于流转给小规模农户的增收效果。研究发现:与流转给小规模农户相比,将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未能显著提高转出户的收入。具体而言,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对转出户的增收效果仅体现为增加农地租金(进而增加农业收入),但其增收部分缘于农业补贴被人为地计为农地租金而非转移性收入,这使转出户报告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而且,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虽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但并未起到促进转出户提高非农收入和总收入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转出户的非农就业整体上已经较为充分,非农收入占比普遍已较高,且部分地区农地向规模经营主体流转是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的结果。     

农地流转如何改善细碎化经营——基于地块规模门槛的分析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农地流转市场中存在的大量熟人交易限制了农地流转对细碎化经营的改善。然而,鲜有研究从地块规模门槛视角考察转入户经营规模扩大后的农地细碎化程度。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地块数量、地块平均规模和地块规模门槛三个指标下的农地细碎化水平差异,并利用湖北省传统农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农地转入和农地流转对象对细碎化经营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发生流转后,尽管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平均数量增加,但26.58%的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规模门槛达到10亩。实证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改善转入户经营农地的细碎化水平,但不是通过减少地块数量彻底解决,而是通过提高地块规模门槛逐步改善。本文研究发现,非亲友型流转不仅能够减少转入户经营农地的地块数量,而且可以将其经营的所有地块的规模显著提高到8亩。因此,降低离土农户对承包地的依赖,减少委托保管性质的亲友型流转,可以有效加快农地细碎化改善进程。     

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何影响农地流转

研究目的：基于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研究方法：描述性分析、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结果：（1）高标准农田建设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上述研究结果可信；（2）机制验证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会通过提升农业经营效益、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和匹配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地流转；（3）基于自然地理、生产定位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地形起伏度相对较小区域、粮食主产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促进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为有效激活农地流转，应稳步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根据区域差异进行精准施策，同时重视提升经营收益、防控风险和技术进步在实现规模经营中的积极作用。     

村庄产业融合对农地再配置的影响——来自江苏省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推拉理论剖析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地再配置的影响，并利用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Tobit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村庄产业融合对农地再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退出农地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促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扩大农地转入规模；村庄产业融合促进了农地从低生产效率农户流入高生产效率农户；农地细碎化程度和生产性固定资产规模均在村庄产业融合对农地转入情况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地方组织干预强化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退出农地经营的促进作用，弱化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产业融合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外来资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在转入农地方面的重要作用，适时引入地方组织干预，重点关注如何保障农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和生产性固定资产规模较大的农户进行规模经营，从而实现农地优化配置。     

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扭曲的政府干预效应 ——基于边际价格理论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考察政府不同干预行为对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扭曲的影响效应,为完善农地生产要素配置及优化农地市场内外环境等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方法： Binary 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1）当前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本应反映承包地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由土地要素投入产出品的边际收益价值所决定;但受市场机制不完善、乡土伦理规范等多重影响,农地实际流转价格与要素价格间产生差异,表现为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扭曲。（2）政府不同的干预行为对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扭曲产生差异化效应。政府主导流转的直接干预模式会引起流转价格的高价扭曲,而通过构建流转交易平台、提供补贴等政策间接干预会缓解流转价格的低价扭曲。（3）对土地的经济诉求和保障诉求是造成流转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研究结论：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的形成应交予市场,政府应避免直接干预造成价格的人为扭曲,可通过土地流转中介组织或补贴政策来间接培育优化农地市场交易环境。     

农地制度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互动机制——基于农地流转的视角

农地制度与农业经营模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本文结合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特点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从农地流转这一特定的视角研究农地制度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后得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弥补了农地小规模的不足、促进了农地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带来了农地流转形式的创新;适度规模经营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必要的,通过农地流转带来土地的适度经营有利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对农地有偿流转的影响机制研究 ——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研究目的：基于农地供给方和需求方双重视角剖析新型经营主体发育对农地有偿流转的影响及其机制,为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研究方法：双重差分方法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结果：（1）新型经营主体作为农地需求方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有偿化。（2）这一影响的实现基于两种机制：一是直接效应,即新型经营主体作为外部需求主体打破了以熟人网络为主的封闭市场,通过引入市场化的交易规则订立合理租金;二是通过间接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机制,激励熟人间的非正式交易向市场化、有偿化靠拢。（3）新型经营主体发育对农地有偿流转的影响以农地产权的稳定为前提,但并不因农村非正式制度的介入而被削弱。研究结论：在继续稳定农地产权的前提下,引入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以其市场化行为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对促进租金有偿合理、健全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自治区农地流转规模效益与风险分析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农业生产走规模经营的路子也是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手段不断被加以推广。新疆地区地域广阔,南北疆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大,因此不同区域农地流转条件和效果不同。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将新疆的农地流转情况分为四大类型,统计分析农地规模,以探讨农地流转后是否能产生规模效益和农地流转的风险为主,运用DEA模型和案例比较的方法,对新疆地区农地流转的规模效益与风险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以玛纳斯县为代表的北疆棉区棉农在农地转入后,农地总面积增加、户均每块地面积也增大,这表明农地流转使得植棉规模扩大并且产生规模效益,南疆则存在一定流转风险,主要分3类：生计风险、经营风险和交易风险。因此应分区分类指导流转。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地流转风险识别研究

全面、系统地识别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构建农地流转风险清单,是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和基础,对保障农民基本权益,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流转阶段”和“参与主体”两个维度,结合安徽省典型流转区62份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过程,依次识别农地流转不同阶段、不同参与主体可能面临的风险,构建农地流转风险清单。结果显示:(1)农地流转约定阶段,村干部主要面临政绩考核风险,转入户面临规模风险,转出户面临强制流转风险和流转期限风险;(2)农地流转执行阶段,村干部面临管理风险和耕地保护风险,转入户面临技术风险、经营融资风险、土地利用风险和履约风险,转出户面临经济收益风险、失业风险、养老风险和利益表达风险;(3)农地流转完成阶段,村干部面临公信力风险,转入户面临亏损风险,转出户面临失地风险和地力衰退风险。风险识别结果不仅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农地流转风险,也可为后续制订相应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谁更能从农机服务中获益——基于小麦产出率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河南省6县3179户小麦种植户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机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农地产出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等规模农户的农地产出率较小农户和大农户更能从农机服务中得到改善。其原因在于,小农户更可能增加劳动投入,大农户倾向于自置机械以替代农机服务。进一步证据表明,中等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使用率更高,且农机服务与农地产出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研究表明,发展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并未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随着农业主体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纵向一体化可能成为未来农业经营的重要组织方式。从政策层面来说,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机服务市场具有协调一致、相互推进的作用。     

经营规模、契约特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整治积极性的影响——基于5省15县的调研

研究目的：分析经营规模、农地契约特征对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整治行为与程度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465位经营者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对于绝大多数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扩大对农地整治积极性存在微弱的负向影响;（2）农地经营面积和转入比例对土地类整治积极性存在负向影响,但相对设施类整治,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地类整治的积极性更低;（3）契约价格、契约形式、契约对象为村集体、转入农地时具有担保等契约特征对农业经营者农地整治积极性存在显著影响,但契约时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现阶段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者的农地整治积极性,有必要从多方面完善农地契约,而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契约期限不一定有效。     

谈加强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对保护耕地的作用

我国耕地数量在逐年减少 ,耕地质量在不断恶化 ,加强耕地保护十分必要。耕地占用税的征收是利用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来促使单位和个人尽量少占耕地、节约耕地的一项重要措施。切实发挥耕地占用税的调控作用 ,保护好耕地资源     

浅谈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弹性保护

本文在耕地的严格保护中寻求弹性保护，提出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弹性保护，包括数量弹性和空间弹性：然后分别从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内涵、基本农田指标分解和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生态退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切实进行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提供依据和参考。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实施后评价浅析

为了使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建设的实施后评价能够落到实处,本文结合历年学者在土地整理实施后评价的研究、高标准基本农田实施现状和各类工程的特点,提出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实施后评价的必要性、指标设置思路,以及核心评价因子,为今后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实施后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成本—收益理论,排序概率选择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细碎化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收益,对农户农地最优经营规模产生负向影响;(2)农地细碎化对农户转入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使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减少;(3)农地细碎化对农户转出意愿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增加,但农户转出意愿主要受非农就业影响。研究结论:为活跃农地流转市场,应采取农地整治等措施降低细碎化程度,鼓励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转入农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此外,应深化城市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非农就业岗位,以吸引农民市民化,使更多的农民愿意转出农地,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     

台湾的农地政策及启示

文章介绍了台湾农地政策的演变、土地使用管制、农地重划、应对世贸组织对策等方面的情况和所获得的五点启示 :(1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耕地保护政策 ;(2 )运用非经济手段对农地实施保护 ;(3)土地使用管制具有全面详尽的法律规定 ;(4 )农民直接参与农地重划 ;(5 )农地释出政策值得商讨     

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的基本农田规划方法研究——以湖北省老河口市为例

以农用地分等成果为基础,结合GIS空间分析的方法,进行基本农田空间定位方法研究。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将老河口市辖区的耕地按农用地自然质量1～5等进行排序;然后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将农用地等别分布图与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以优先划定高等别的耕地资源为基本农田,同时考虑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的指导思想,最终实现了基本农田的空间定位。利用农用地分等成果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进行基本农田的空间布局与定位,有利于将基本农田从基本农田分区中与其他地类区分开,使基本农田落实到地块,为县市尺度的基本农田划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地方政府耕地保护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研究目的: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耕地保护最优激励契约设计问题,为破解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两难困境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任务进行了分析,并对激励契约进行了设计。研究结果:现行激励机制存在诸多缺陷,迫切要求改进。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独立下地方政府激励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替代时,增强耕地保护激励必须弱化经济发展的激励,而完全替代时不同委托任务的边际收益必须相等。研究结论: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要积极推进耕地保护绩效与政绩挂钩制,建立耕地保护动态督查制度,促进政绩考核体系绿色化;完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农地非农化配置中的收益分配问题: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公平原则

研究目的:基于可持续发展资源配置公平原则探讨农地非农化配置中的收益分配问题。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农地非农化配置中,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土地收益分配上存在不公平现象。研究结论:在农地非农化配置中拟通过村级留地制度、提高建设用地指标最低交易价和税收等方式,实现土地收益的公平分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The Effect of Farmland Preservation Programs on Farmland Prices

Government agencies in urbanizing areas are increasingly utilizing purchase and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programs to preserve farmland and protect local farm economies. This paper tests the effect of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permanent easement sales on farmland sales prices, using Maryland data. We correct for selectivity bias due to the voluntary nature of these programs in estimating hedonic sales equations. Although preserved parcels' actual land values are lower, the effect of the restriction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se findings may encourage additional participation in preservation programs or justify reductions in the easement prices paid by agen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