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金税三期工程上线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如何影响现金持有。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企业、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这种现金增持效应主要源于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通过抑制管理层超额持现引致的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进而提升现金持有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超额现金将用于公司研发投入和股利发放,实现了资金的二次优化配置,最终提升了现金持有价值。这为金税工程的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推进纳税系统信息化提供理论及经验支持。     

税收执法提升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吗——基于“金税工程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税务稽查系统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为准自然实验,探讨税收执法的公司治理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金税工程三期改革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金税工程三期改革的公司治理效应在治理环境较弱、信息透明度更低、融资需求更高的公司表现得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金税工程三期改革显著增强了税收执法力度,减少了企业的避税行为。     

信息对称：税收征管的核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收征管模式几经变革,力图最大限度地消减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税务机关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历次的税收征管模式在实现这一目标时采取的措施各有利弊。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征管模式的变迁路径,并对现行征管模式进行了评析。     

我国纳税人税收筹划对税收征管的挑战与应对

税收筹划应该是纳税人在遵循税法导向的基础上，对自己的经济活动作出能“节税”的安排，遵循税法导向应是税收筹划的实质。但从我国纳税人税收筹划的现状来看，能经得起检验，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筹划为数有限，更多的是利用税法漏洞和税收征管软肋的伪税收筹划。本文分析了我国纳税人税收筹划的现状对税收征管的挑战，指出建立信息相互传递的有效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是根治税收筹则现状的根本选择，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对税收征管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思考

就税收征管而言,征纳双方形成了博弈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信息不对称:关于税法规定的信息不对称;关于纳税人纳税情况的信息不对称.要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必须解决征纳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大税法宣传力度,解决纳税人对税法的信息劣势;配套相关措施,解决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信息的信息劣势.     

数字化技术可以提升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吗?——基于“宽带中国”与“金税三期”项目改革的研究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仅赋能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而且赋能政务部门从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变,进而影响了税收征管效率。文章选取我国2010—202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中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我国数字经济背景和数字政务平台建设背景下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并且,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代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政务平台建设的“宽带中国”与“金税三期”项目进行政策效果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改革整体提升了税收征管效率,但是内部存在结构性差异。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经济模式,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政府平台的建设能够通过加强对数据等要素的征管及打造“数字空间”的方式,促进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结论提出：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减轻数字化技术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负向影响,将“数字化”理念贯穿税收的征、管、查方面,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助力税收征管模式数字化转型。     

在税收征管中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思考

信息不对称在税收征管中是客观存在的,它对税收征管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必须是设计信号显示机制,促使信息充分披露,减少纳税人的逆向选择;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减少税务征收人员的道德风险;税收立法要贯彻确定原则,减少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关于在税收征管中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思考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从研究市场交易起源的,但它对于税收领域的问题同样适用。信息不对称在税收征管中是客观存在的,它对税收征管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解决思路也必须着眼于这两个方面。     

产权、公司治理、财务经营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

信息不对称影响证券市场效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能够改变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但是虚假信息披露可能导致证券市场信任危机.促进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深交所2005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公司年报,选取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及财务经营状况等方面的因素,运用LOGISTIC模型对选取的相关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的实证结果表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及财务经营状况等方面的因素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显著相关.     

基于信息管税战略的税收管理创新

推行信息管税战略是以信息化带动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税收征管思路的重大变革。推行信息管税战略,应当对包括税收管理理念、税收管理制度、税收管理方式、税收管理手段和税收管理机制在内的现行税收管理整体框架进行创新,逐步建立适应信息管税要求、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型税收管理框架。     

基于“信息管税”战略的税收管理创新

推行信息管税战略是以信息化带动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税收征管思路的重大变革。推行信息管税战略,应当对包括税收管理理念、税收管理制度、税收管理方式、税收管理手段和税收管理机制在内的现行税收管理整体框架进行创新,逐步建立适应信息管税要求、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型税收管理框架。     

经济增长和制度性变革对税收收入影响的分析

利用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建立时序模型考察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并利用结构突变理论对税收数据的生成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GDP的变动不能显著解释税收收入的短期波动,而制度性因素尤其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技术变革对税收收入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     

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西部农业上市公司为例

运用2001—2009年的西部12个省(市、区)的22家农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对财税补贴政策对西部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税补贴政策对西部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影响较深,且覆盖面较广。但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未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从而导致该项政策缺乏效率;财政补贴收入政策对企业成长能力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具有持续性,同时该项政策造成政府的隐性担保的存在,提高了企业的举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