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能否助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组织合法性视角

随着世界各国对节能减碳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绿色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能否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进而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值得关注。文章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基于中国上市企业跨国并购数据，讨论了绿色创新对企业跨国并购实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作为一种合法性获取策略，改变了东道国对于中国企业并购行为的推理，缓解了东道国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担忧，提升了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机制分析发现，绿色创新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进而促进跨国并购交易顺利完成。当企业承受的合法性压力不同时，绿色创新作为合法性获取策略的实施效果也有所不同。具体地，当东道国为发达国家，并购方为重污染行业，并购方未通过质量认证或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时，绿色创新对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正向影响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绿色创新与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深化了对合法性理论的理解，而且为中国企业应对国际绿色规则和确立绿色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指导。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体制变迁——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

一直以来,非正式制度在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影响、作用并未得到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了非正式制度的概念及构成,说明了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传递机制的特点,并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方式及其所反映出的路径依赖性和灵活适应性;最后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研究中的重要性。     

【广东视点】珠三角创新的比较优势分析——基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

珠三角的创新主要是渐进式的创新,具有自下而上、专业化和多样性的特征。通过对珠三角地方政府和企业创新的调查研究,发现珠三角创新的比较优势在于渐进式创新及其所嵌入的优良的制度环境。该区域的渐进式创新并不依赖雄厚的科技资源和研发实力,它嵌入于高度的市场化、集群化、国际化、良好的地方政策体系以及独特的岭南文化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这些制度相互耦合,促成和限定了创新行为的选择。文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强化珠三角创新比较优势的政策建议。     

非正式制度与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学习效应:基于PSM-DID的分析方法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文章基于2006～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即OFDI是否具有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存在较强的学习效应;非正式制度即文化、关系网络及人才是影响母国投资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延长企业创新持续期,但非正式制度的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为提高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建议,凸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走出去"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玻璃幕墙"。     

高管海外经历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从企业内部激励绿色创新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可以通过提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自信程度,以及加强环境注意力等作用机制,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海外经历促进绿色创新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构投资者持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企业冗余资源则会抑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丰富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行为的系列研究,为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变迁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前后的实证比较

绿色信贷政策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引导绿色发展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通过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前后的实证比较，从微观层面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抑制了其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研究表明，信贷约束是重污染行业企业生产规模受到负向影响的传导机制；同时，企业会出于创造竞争优势的动机提高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研究结论证明了《指引》具有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对重污染企业能够起到“优胜劣汰”的效果。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共同助力绿色发展。     

非正式制度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宗族文化的视角

一方面,中国创新投入和产出近年来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仍然较为薄弱。如何解释该“悖论”？本文从非正式制度——宗族文化的视角出发,使用Heckman两步法解决自选择问题并构建合理的外生性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发现宗族文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使用家谱数量衡量的宗族文化提高1%,企业的创新产出可以增加约0.20%。分内外资企业、“汉地十八省”和边疆省份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均强化了该因果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宗族文化可以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专利执法的风险(道德约束)及构建信任机制,从而有利于民营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悖论”做出了回答,同时也为弘扬中国传统的宗族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民营企业慈善行为中的红色文化因素研究

文章以2007-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捐赠意愿和捐赠规模两个维度检验红色文化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革命老区民营企业,老区企业具有更强的捐赠意愿和更大的捐赠规模,该结论在使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拓展检验发现,在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及面临业绩压力的企业,红色文化促进慈善的作用明显较弱。机制检验表明,董事长的老区成长经历能够促进红色文化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由此说明,红色文化是通过核心管理者将慈善的"奉献"理念嵌入企业的决策行为。文章从财务学视角探讨红色文化与企业慈善行为间的联系,丰富了中国情境下文化与微观企业决策的研究。     

环境绩效、绿色创新与企业财务业绩

尽管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业绩、企业创新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关注，但这两个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企业财务业绩的综合影响尚未明确。通过对2002-2019 年中国上市风险投资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究了环境绩效和绿色创新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环境绩效的提升和绿色创新的增加均能对企业财务业绩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碳排放减少和绿色创新并行实施的情境下，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并随时间推移而增强。此外，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往往展示出更优越的财务表现。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首次明确了环境绩效、绿色创新与企业财务业绩的综合关系，而且为管理层、投资者、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     

交叉上市、投资者关注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通过交叉上市引入多个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关注,可能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少有研究从该视角切入。本文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PSM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投资者关注视角探究交叉上市与企业创新行为间的内在关联。结果显示,(1)相比仅在A股上市的企业,交叉上市企业更加注重创新投入,该结论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2)在区分了交叉上市类型后发现,交叉上市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A+H股交叉上市公司;(3)以境内外投资者持股比例测度投资者关注的异质性,实证检验境内外投资者关注差异是引起企业创新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本文拓展了交叉上市领域的研究范畴,并为解决中国企业创新不足提供不同视角的方案。     

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 2007—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上市促进了企业创新吗?——来自创业板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利用手工收集的2009-2013年在创业板市场申请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样本以及企业创新专利变量,经过对成功上市企业与终止上市企业的样本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上市是否促进我国创业板制造业企业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上市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创新。进一步地,我们探讨了上市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结果发现,上市通过改善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上市没能通过影响代理问题作用于企业创新。该结果意味着直接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及融资机制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这不仅为直接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对症下药”还是“避重就轻”: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研究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对加强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印象管理理论将企业环境违规后用来修复组织形象的策略分为"对症下药"（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和"避重就轻"（实行其他社会责任转移公众注意力）两方面,将"避重就轻"分为外部社会责任与内部社会责任,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的后续补救方式,并进一步探究其补救行为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会降低企业价值,说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已逐渐将企业的环境表现纳入考量;但违规企业没有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告知公众有关公司环境表现和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加强其他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且更偏向于加强外部社会责任,内部社会责任反而降低了。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违规企业"对症下药"行为在西中东三个地区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避重就轻"行为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文章提供了环境违规企业重获合法性的可能途径,发现面临合法性压力,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这为深化环境管制成效提供了指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伪善"。     

企业绿色创新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绿色创新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以期为强化审计监督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提升审计定价水平，且企业可持续经营在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是企业绿色创新促进审计定价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宗教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企业成长有重要意义。宗教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塑造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以宗教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影响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相关领域展开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首先，明晰了宗教的内涵及测量方法，并阐述了宗教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其次，从企业风险承担的三个维度展开，分别探讨了宗教对企业伦理风险、公司治理风险和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效应；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较全面的未来研究框架。文章对理解宗教与企业规避潜在风险、完善治理结构以及优化风险性决策等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关注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关注度、企业规模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联系，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效应，其中市场关注度发挥正向中介效应，企业规模能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为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也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制度环境对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

非正规创业是指在非正规经济中实施的创业活动,因其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成为了缓解我国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基于制度理论,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对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税费负担对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行政管理和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对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行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catch-up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on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innovate and thereby contribute to the catch-up process in China.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odel of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on economic developed is summarised and employed to reveal that it does not sufficiently focus on the ro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rms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subsequ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innovations necessary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o catch up. A model centred on firms is constructed to enable an analysis of how institutional factors may affect important drivers of catch-up such as access to resource pools, support to help to use resources to develop competencies capable of sustaining innov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engage i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o help the evolution of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e model highlights that innovation compatible with catch-up requires a large number of firms to be able to access appropriate resources. This requires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at permit and encourage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and extensive network links that can entrench many indigenous firms in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flows and the means to access, at low cost and risk, from suitably developed national resources pools. Most importantly, institutional systems need to enable and support many indigenous and foreign firms (that have good potential to use resources effectively to create the competencies necessary to innovate) and thereby empower such firms so they can deliver innovation compatible with catch-up. Potential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to these requirements are explored, especially problems arising from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hat emerge from the natur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some suggested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may help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on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innovate to contribute to the catch-up process.     

环保压力加大了债券违约风险吗？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保压力对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环保压力加大了我国公司债的总体违约风险.其次,从绿色金融视角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基于绿色融资视角,发现发行绿色债券能有效缓解环保压力与债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基于绿色投资视角,发现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投入并不能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能有效缓解二者间的关系.最后,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中介机制,发现经营风险和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