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我国许多地区加快了耕地流转的进程,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一些新型的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耕地流转“非粮化”从长期来看可能因减少耕地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因此耕地流转的“非粮化”问题值得关注与研究。     

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逻辑及其治理 ——基于耕地种树绿化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博弈论为基础建立双层博弈分析框架，选取耕地流转种树绿化典型案例，复盘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博弈过程并揭示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动机和行为逻辑，为国家治理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抑制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特征，即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耕地流转“趋粮化”和“非粮化”选择的本质。因此，无论对各级政府还是对种粮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对耕地保护实施“辅之以义、辅之以利”又“辅之以法”的“三辅”并治机制才是防治耕地流转“非粮化”的良策。研究结论：为有效防治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在“三辅”并治的基础上以层层设防的策略来遏制耕地流转“非粮化”的不良趋势，即以“中央政府的奖惩、地方政府的规制、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种粮主体的抵抗”这4道防线来筑牢粮食安全的“堤坝”。     

种植类型变化对耕地系统韧性影响的关键阈值研究

研究目的：构建基于恢复力指数的耕地系统韧性分析的理论框架, 探讨存量”非粮化”耕地系统韧性的变化、关键阈值、适应性治理路径,为存量”非粮化”耕地的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提供依据。研究方法：状态空间矢量模法、非参数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等。研究结果：（1）根据耕地系统种植类型变化产生的“内部”和“外部”效应,构建“内部”本底质量保障和“外部”资源环境支撑为基础的耕地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2）根据耕地系统自组织性决定其韧性特性的理论,松阳县扦插茶叶耕地系统恢复力指数0.74和0.75是系统塑性变形阶段和非稳定态变形阶段划分的关键指数,需要在关键时间节点（7年）适时回流保证粮食生产,保持系统韧性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研究结论：（1）耕地系统韧性变化具有阶段性,种植扦插茶叶的耕地在种植7年前后应及时复耕,保护耕地粮食生产能力;（2）存量”非粮化”耕地系统韧性变化的阈值效应显著,建议优先治理已达到或即将达到耕地系统恢复临界点的存量”非粮化”耕地,避免造成耕地功能破坏。     

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迁及“非粮化”影响评估

研究目的：揭示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化规律,量化“非粮化”对耕地食物生产变化的影响程度,为“非粮化”治理、保障食物安全提供基础依据。研究方法：食物热量计算模型、LMDI分解法。研究结果：（1）经过波动增长（1978—1998年）、波动减少（1998—2003年）、快速回升（2003—2016年）和缓慢增长（2016—2020年）,2020年中国耕地食物热量达113.23×1014 kJ,是1978年的2.58倍。（2）耕地食物生产结构呈现口粮减少而蔬果、油料、玉米快速增长的特征,其中口粮热量占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且西北、广西和青海的耕地食物热量主体分别由口粮转为玉米、糖料和油料;蔬果生产增速最快,热量占比增加了5.02倍。（3）1978—1998年和1998—2003年耕地食物热量变化主要由口粮引起,影响程度分别为46.31%和-64.84%;2003—2016年和2016—2020年耕地食物热量增加分别源于玉米和蔬果的贡献,程度为53.42%和28.30%。（4）1978—1998年、1998—2003年和2016—2020年,“非粮化”分别在14.63%、73.30%和23.81%的程度上抑制了耕地食物热量增长,其中,2016—2020年,“非粮化”是上海、江西、海南和贵州耕地食物热量减少的主因。研究结论：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向多样化转型,“非粮化”抑制了耕地食物供给增长。要树立大食物观,以耕地食物增产作为分区域、分次序推进“非粮化”治理的重要原则,重点关注“非粮化”导致耕地食物供给减少的地区。     

耕地非粮化的系统认知与研究框架：从粮食安全到多维安全

研究目的：耕地非粮化不仅关乎粮食安全,也影响农业发展、农村环境与农户生计,通过系统认知耕地非粮化过程、科学构建其研究框架,为促进耕地非粮化治理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现有成果多聚焦于粮食安全视角下耕地非粮化问题产生的归因分析,但究其范围界定、定量识别与粮食安全效应评估仍未达成统一共识;结合国内外实证案例,分析了耕地非粮化与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生计安全的逻辑关联和作用机制;提出了基于“对象分类—问题诊断—机理剖析—治理优化”耕地非粮化分析框架。研究结论：未来耕地非粮化研究需要转向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多维安全并重的理论视角,形成由对象精确识别、效应定量测度到空间精细治理的研究范式,促进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西北旱区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分析——以陕西大荔为例

[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序数量转移和空间动态分布特征，为实现耕地“非粮化”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方法]文章以西北旱区农业生产典型县陕西大荔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的遥感解译数据，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标准差椭圆的方法，探究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时序数量转移及空间动态分布特征。[结果]（1）数量变化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类型呈多元化增加趋势，且近10年“非粮化”率急剧上升；（2）转移类型上，20年间粮食作物是耕地“非粮化”面积增加的最大转出者，其中2000—201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增量较小；2010—202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设施农业和水产养殖，增量巨大；（3）空间动态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加强，其中粮食作物和撂荒地向南部地势较低区域集聚；杂果树类、苗圃花卉和设施农业向北部海拔较高区域扩张；而水产养殖向东部河流集聚。[结论]根据西北旱区不同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为政府分类管控“非粮化”现象、优化区域布局和生产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防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

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许多地区加快了耕地流转的进程,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一些新型的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耕地流转“非粮化”从长期来看可能因减少耕地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一、耕地流转“非粮化”的特点与原因从流转对象来看,农户对农户流转的耕地基本还是用来种粮食,但农户对协会、农户对企业、农户对种植养殖大户的流转,     

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法律规制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非粮化”现象的形成逻辑,确立法律规制理念,提出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的路径。研究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律规范解释。研究结果：（1）我国当前“非粮化”现象体现出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目标与种植主体经营权之间的矛盾;（2）当前耕地保护立法与中央政策中防止“非粮化”的要求不适配,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法律保障制度;（3）“非粮化”现象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可采用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理论予以治理,以实现市场系统与政府系统资源的有效配置。研究结论：防止“非粮化”的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核心,以赋权、限权、激励的设计思路为导向,最终实现兼顾保障农民收益与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效果。     

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为解决耕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探寻实现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主体。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在0.285～0.305之间波动且呈现上升态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与企业的耕地面积比例分别对耕地“非粮化”率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中流转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单位耕地面积有效灌溉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耕地“非粮化”率。研究认为,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专业合作社是粮食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应兴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完善粮食补贴制度以抑制耕地“非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