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基于省市制度互动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省市制度互动视角,探讨中国以省级政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中间扩散性型制度变迁,对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互动发展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对由23个省份样本、252个城市样本构成的二层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化进程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长速度和比重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利用城市化推动服务业发展背后,所属省的制度和政策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通过改变城市化对于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强度,间接影响所辖城市的服务业增长速度和增加值比重,这意味着制度变迁进程在省份之间的不均匀分布也会成为城市服务业发展不均衡现象的一种生成机制。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表征及其制度变迁

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有规律,如城市化滞后、农村工业化、农民工现象、城中村现象、强关系主导的就业模式等。现有的城市化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特点,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够消除强制性制度障碍对城市化进程的限制,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但容易造成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不利于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包括"隐性补贴"、"购物交换"、"城市村"等。     

河北省产业集聚促进城市化发展机制研究

产业集聚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是城市提高质量的物质保障。本文对产业集聚促进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实证了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作用并分析出产业集聚促进城市化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路径。     

浅议我国城市化发展方针与道路选择

文章通过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方针的回顾与重新思考,提出我国城市化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复合型城市化道路,并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因地制宜的进行城市化,进一步发挥中小城市的规模与聚集效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等.     

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态关系——基于贵州省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1978—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从贵州省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态关系视角出发,选用ADF单位根检验法、Johansen协整检验法,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EngleGranger误差修正模型,定量探究了岩溶地区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贵州省的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但区别于其短期的负向关系;在滞后1期时,人口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滞后2~4期时,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房地产投资波动与城市化关联性研究

房地产投资波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关联性.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增长的两种效应以及对城市化水平影响,并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论证了房地产投资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了两者因果关系的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还受到房地产价格波动、人均购房面积、城市人口数量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的协整分析

本文利用1990-2009年我国的相关数据,对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是房地产业的Granger原因,而房地产业则不是城市化的Granger原因。从长期来看,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力量;从短期来看,在误差修正机制作用下,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在由城市化进程所决定的均衡水平上上下波动。     

人、经济、治理:新型城市化的三大重心

相对欧美城市化关注的重心为空间、经济、社会,因国情、省情和发展阶段差异及所面临问题不同,浙江新型城市化的重心需有针对性地放到人、经济、治理三大维度上来,并在内涵理解和破解之道上积极创新,以更好地把新型城市化作为新时期浙江改革的突破口,成为现代化浙江建设的重要动力和战略路径.     

基于规模差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研究

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而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文章利用我国地级市数据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越高,服务业比重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现阶段,我国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总体上还不显著,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作用还不明显。     

新型城市化的新路径、新格局和新标准

当新型城市化广为人们关注与热议时,我们很自然地会问,既然强调是"新型"城市化,那么这个"新"到底新在何处呢?应当说,有三个新,即新路径、新格局和新标准.一方面,要全新地认识到城市化不再是城市扩张从而简单地消灭农村的运动,农村既不是城市的附属品,也不是可以任意处置的交易品,完全可以开创一条农村就地城市化的新路径;另一方面,要跳出原有城市化的认识误区,需要高度注意推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确立以品质建设为中心的有序与良性发展的新理念;再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吸收国内外的有关经验,更加注重追求更高质量与效益的城市化,确立起推进和衡量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新标准和新方向.只有辩证地处理好这三个关键性的核心命题,才能全面、和谐地推进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型城市化,从而不断实现农村与城市的比翼双飞.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煤炭资源对城市化的尾效模型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均资本、煤炭资源和环境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最优化方法计算出最优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利用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关系,推导出煤炭资源约束对城市化的尾效模型。通过分析得出,要减小煤炭资源对城市化的尾效,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控制污染,减小煤炭资源和污染的产出弹性。     

黄河流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综述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和协调发展已成为广泛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正确认识黄河流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关系,采取恰当的发展路径和保护措施,是实现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对黄河流域的经济环境发展研究和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改善该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提供参考.     

开放条件下中国式技术变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技术变迁采取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以加快国内技术的追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进式技术进步以资本为载体,具有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的特征,导致资本报酬挤占劳动报酬和劳动报酬内部分配不均,致使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中国式技术变迁具有强制性特征,使得技术引进更多地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工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导致生产力结构不平衡,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衡和消费支出下降。在当前国内外技术差距缩小、国外对核心技术封锁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式技术变迁路径需要从引进式技术进步转向原发式技术进步,在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的同时,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及其超越

探讨了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是把技术与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在回顾了有关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之后,总结了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指出了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并引入路径创造理论来破解路径依赖及锁定。文章最后提出,演化经济学能够解释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问题。     

东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与经济均衡增长

本文利用结构关联方法,实证分析1985~2004年东亚吸引外资是否会带来技术进步,并以此推动经济均衡增长。东亚经济均衡增长经历了三次路径转移,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动态调整,但技术进步的作用具有时滞性。东亚需要增强吸收和转换技术的能力。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农地产权为核心，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展开立论。首先分析土地征用制度的本质特征和绩效，接着讨论土地征用制度的约束条件和制度变迁的动因及路径选择，最后提出了以城乡土地产权对等、城乡土地市场统一和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为途径，以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和分享城市化成果为目标的土地征用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对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分析

从定量角度,采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城市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揭示城市化与需求之间均衡增长的长期稳定的关系以及城市化对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短期动态影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分析与思考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标志和必然结果,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由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土壤上的,因而呈现出进程不均衡,规模不统一等发展特色,暴露出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冲突.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征,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的理路

城市化是中国破解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有之路。城市化不是农村人口、资源等要素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单一向度,应该是城市发展和农村城市化相互结合的共同推进。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是作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是改善农村生活品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有效路径。     

广州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从城市化角度对广州市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城市化与广州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广州市当前城市化水平作出判断，进而探索广州城市化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