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与暴力

本文通过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和母爱表现形式,来分析莫里森是如何让母爱与暴力并置,以扭曲、残忍、不近人情的母爱表现形式来展现生活在双重边缘的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重负.     

论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

E.M.福斯特努力提高小说的地位,使其进入美学范畴。福斯特把小说界定为处于诗和历史之间的艺术形式。福斯特认为小说在形式上低于诗歌。但是却高于历史,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是一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混合的产物。福斯特承认作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处于潜意识状态,强调想象和现实世界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福斯特认为小说表现时间生活的同时表现价值生活;小说中的人物高于现实中的人物,具有真实性;最后福斯特认为小说提供信息,创造气氛,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有机体,给人以美的享受。     

旧上海的影子－谈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人物

荣获第五届茅盾学奖的《长恨歌》通过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描述上海这座城市四十年的历史变迁。王琦瑶是四十年代上海的特征和标志，是旧上海的影子，是王安忆对于旧上海眷恋情怀的依托。这与张爱玲笔下的谷物有着本质的不同。     

“后陆文夫时代”苏州作家朱文颖、戴来小说创作比较

朱文颖与戴来是苏州新生代作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小说在描画生活中的"障碍"、叙述故事的方式及语言、塑造城市形象等方面既有相似点亦有相异之处。他们以其各自的精神立场和个性写作使苏州小说乃至新生代小说呈现出另一种魅力与价值。     

《红与黑》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是一部极具现实主义特征的名著,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七月革命前夕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文学精神,同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小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再现和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典型人物于连的形象塑造,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场景,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名著。     

明清与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双城”转移

城市因特殊属性更容易成为小说设置的背景空间和故事场所,在明清时期小说中,北京和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对"双城"。到了清末,随着上海的迅速崛起,上海成为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从而与北京构成了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一对"双城",在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对比书写较多。随着小说"双城"的转移,小说中的北京形象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     

都市女性的镜像式生存——王安忆《长恨歌》的别一种解读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为都市女性的生存架构了人物、空间、时间的三重镜像,主人公王琦瑶一生辗转挣扎于"上海三小姐的形象"、"上海的形象"、"过去的形象"这三重镜像之间,始终未能走出镜像为其带来的浮于生存实质表面的悬空感与无根感。而这种镜像式生存的本质,则是一种非我的他者生存。正是在这种亦真亦幻的镜像式生存境遇中,王琦瑶一步步走上了满溢着欲望的不归路。     

《飘》的女性主义思想解读

《飘》是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作品,小说描述了女主人公斯嘉丽在爱情生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性情仪态,揭示出女性在困境中的觉醒和奋力拼搏。《飘》中斯嘉丽折射出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得小说熠熠生辉,魅力经久不衰。     

个体命运与诗性生存——汪曾祺早期小说论

四十年代是汪曾祺小说的探索时期。在其早期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人物类型：一类人物作为寄托某种情绪思想的符号和象征出现,是作者与自己内心精神世界的对话;另一类人物被置于民间生活场景中,通过营造和谐平淡、富有诗意的氛围,暗含着一种生活审美理想,是其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观照。二者共同体现了汪曾祺早期小说中对个体命运和现实人生的关注,同时也逐渐显露出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戏剧冲突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菲茨杰拉德以艺术家的创作手法,描述了一战后美国社会表面繁荣下的道德腐败和精神空虚,并通过盖茨比的悲剧揭示了美国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荒原和必然会破灭的"美国梦".小说借助戏剧冲突这一创作艺术来表现以上主题,展示和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身份转型——以王韬、包天笑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把一批传统士人卷了进来，中国文人由此开始走出延续千百年的仕途经济，走向近代城市的分工体系和独立职业空间。作为晚清上海初始城市化的亲历者，王韬在文化心理和经济生活两方面，经历了一场由“士人”转向城市职业者的艰难蜕变。而生活于清末民初上海的包天笑，则以明确的职业归属感，取代了传统士人的仕宦情结，中国文人至此初步完成了由传统政教依附者向近代独立文化人的转型。     

国身通一：王国维对屈原文学精神的分析

王国维1906年初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深入解释了屈原文学的根本精神,即在对屈原主体人格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揭示了屈原文学的精神就是＂国身通一＂的具体体现。这是王国维认定屈原是＂真正之大诗人＂的根本原因。而叔本华的哲学则是王国维分析屈原文学精神的外缘,而非根本的思想凭借。     

香港王敬羲小说的异质性——读《女房客》

王敬羲的小说不同于香港文坛五、六十年代的难民小说和通俗小说，它通过对平常生活中普通人，尤其是小职员、小市民的心理描写．传达普通人对城市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为香港纯文学的发展吹来一股新风。     

王安石词中的佛教思想

晚年的王安石在历经了人生冷暖、宦海浮沉之后，由早年借重佛教“治世”转向运用佛教“治心”，表现出对佛教出世思想的关注。这种转变在他的词中表现十分明显。王氏晚年的词作从多维度阐释自己对佛教思想的独特理解，表达对禅意生活的向往和对佛教的虔诚，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鲜明的“空”、“幻”色彩，并体现出作者怡情遣兴与自我慰藉的精神旨趣。     

王国维保守主义成因探究

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王国维的思想和行为,从其所受的教育、个人性情、人生际遇和所处清末民初的时代局势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国维走向保守主义的原因：所受教育、治学领域及其价值观是直接原因,性情的真挚是深层原因,人生际遇是间接原因,时代局势是根本原因。     

论王国维“忧生情怀”产生的原因

根据王国维的人生轨迹和相关诗文论著，论述了王国维诗学建构的内在动力：“忧生”乃是一种对个体生命乃至整个现实人生的人本忧思，它是王国维学术活动、诗学建构的思辨基点。并分析了其忧生情怀形成的内、外因素及诗、文表征     

王国维咏潮词与人生忧患

对王国维两首咏潮词，结合所作的时间进行分析和诠释，由此来审视王国维不同阶段内心所挣扎着的人生忧患与苦痛。     

人本自觉与学术独立--论青年王国维的个体生命意识

该文以青年王国维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寻为轴心，剖析其生存痛苦的心理动因和学术研究的价值定势，试图表明：青年王国维是站在近代人文主义的立场审视生命存在和生存价值，他的文哲之学是他个体生命探索的学术延伸和诗性观照，他对现代学人和现代学术应达到的精神境界有着超越时代与民族的见解。故，青年王国维是中国20世纪初人本自觉的先驱和学术独立的先锋。     

浅论汪曾祺《受戒》的绘画美

汪曾祺是一位极具创作个性的作家,他的绝大多数小说都试图跃出小说载体本身,在绘画艺术中得到了更好地表现和满足。在小说《受戒》中,汪曾祺运用多种能促成绘画美的手法:或是采用虚实相间,常留空白的技法;或是讲究画面形象之间的位置、层次、对比、衬托的关系;或是在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地方风俗。这些手法使小说具有三种绘画效果:空白美、布局美和风俗美。     

王国维自沉新解--兼对王国维"殉文化说"之质疑

该文认为，把王国雏自沉称之为“殉文化”是一种具有情感偏向的拔高。王国雏的自沉是综合因素的姑果．但把他还原到普通人的基准上．自沉的根本在于“烦恼说”。由此来审视李士力的“拒绝说”和陈寅恪对王国雏的评价之说．应当重新理解历史变革与文化凝集来纠正对其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