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新时代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深层障碍及政府应对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政策就随着政府行政改革发展不断调整,不同的发展阶段政策目标也随之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新要求。立足科学发展,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稳步提高城镇化率;健全户籍制改革,关注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落实配套政策,解决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社会问题是农民工政策的重要实施方向。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基于新疆和全国农民工的比较

文章以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六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此评价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尚未完全实现市民化;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略高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水平,主要是其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其就业和收入方面处于劣势,并低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第一代和新生代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相差不大,这一点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的趋势有所差异;与第一代相比,新疆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本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的阶段与水平,为更好地"补短板"和"促提升"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的静态分析——基于成本—收入的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家庭式流动的趋势日趋明显。本文基于农民工家庭"成本—收入"预算约束构建静态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采用库恩—塔克条件和边际净收益分析得到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并进一步构建短期和长期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条件模型。通过运用山东调查数据对该"成本—收入"数理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处于迁移不同阶段的农民工家庭面临不同的"成本—收入"约束,其中定居城市决策阶段是农民工家庭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最艰难阶段;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使一个家庭完成其市民化过程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同阶段政府角色定位差异性分析

政府角色定位正确是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前提。政府部门尽管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充当的角色是有差异的,但是在"城乡分割"惯性作用下,政府角色存在明显地缺位和错位。为此,政府部门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精神,在初始阶段要充当主导者;在发展阶段理应是协调者,在成熟阶段则应发挥引导者角色。     

基于分层视角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大多忽略了不同分层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差异.本文在回顾农民工分层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基于区域分层、职业或收入分层和城市适应性分层的不同农民工市民化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简短结论与建议.     

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核算的方法测算了不同视角下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的费用。结果显示,江苏一个外来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支出12.3万元。其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约为11.2万元,新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为14.3万元。本文还发现,江苏三大区域之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差异明显,苏南、苏中、苏北对应的成本分别为14.6万元、12.4万元和11万元。如果一次性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公共财政需要为每个农民工一生支付的成本为92.7万元。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方法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算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研究也比较薄弱,相关文献也较少。本文介绍几种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方法,并简单分析各个方法模型的利弊。     

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

在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如何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城镇化与市民化是关键任务。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职业差异的农民工在各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表现在对市民化的需求上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积极因素推动下,将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分层分类区别对待、引导其融入各类城市是解决广大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的两种内涵出发,从理论上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量的方法及市民化进程变化规律.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际度量中,强调主观意愿与能力两项关键要素,并建立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对市民化进程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文章提出国家应加快制度改革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基于社会成本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要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和享受公共服务的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承担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本文在正确估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基础上,提供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资金的途径,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特征分析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理性解读,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效益"要素,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劳动力供需矛盾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认为,"成本"不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因素;农民工市民化能够给社会、企业和农民工本身带来"效益";我国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移民管理经验、内可参考浙江嘉兴新居民管理模式和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效益。     

社会政策范式下的农民工市民化——评《新形势下农民工社会政策转型研究》

<正>农民工不仅仅是对务工经商农民的统称,而且是一种飘零在城乡之间、城际之间的身份符号。虽然早在1989年学术界就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一词,但是直到本世纪初对农民工的认识态度转变以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才真正展开。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职业市民化、居住地域市民化,而且包括了公共服务市民化、行为意识市民化等等,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因此,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视角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文献述评、理论建构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础课题,对农民工市民化实践也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建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的社会人思想出发,运用结构、过程与后果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有7种影响因素,即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现代化、国家政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及城市的市民化容量与需求,其中前3种是历时性社会环境因素,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后4种是共时性主体实践因素,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发现,为理论上的农民工过程逻辑建构提供了前提,也在实践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规划、政策、成本、农民工发展等系列政策创新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重新梳理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求均衡分析框架。运用江西46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o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为60.07%,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别为66.37%、52.31%;农民工的年龄、代际差异、专业技能、家庭抚养比、工资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市民化需求;工资水平、购买社保种类、职业阶层、承包地处置方式、户籍管制显著影响市民化供给;福利水平、户籍管制的回报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健全劳动合同和医保福利、改善工作待遇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研究——基于两个约束条件的选择

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放缓,有必要重新审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以家庭为单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综合考虑空间和人口转移数量及时间客观制约,是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更为现实的考量与选择。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进程、挑战与对策

未来5~10年是我国人口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时期,重中之重是创造条件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使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市民化到了临界点,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在国家层面统筹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与体制的突破。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能力和收入等个人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并且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较大阻力。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条件和完善社会制度对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论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