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差异、生命周期与企业创新产出

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我国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随着企业战略差异的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显著降低;在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战略差异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不同特点,相对于成熟期,成长期企业的战略差异对创新产出的抑制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通过融资约束路径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制定合适的企业战略具有参考意义。     

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视角,针对公众环境关注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选用 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本文探究了两条影响渠道：首先,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发挥作用,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削弱这一作用渠道;其次,公众环境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生态观念发挥作用,与这一渠道一致,如果董事长是女性、更加年长或拥有家乡偏好,这一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高管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呈正相关关系,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激励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明显正效应.     

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首先回顾了企业规模和企业产出间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指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继而从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的标准出发,分析了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此后,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揭示了我国企业规模同其创新产出总量间的正向关系,并用科学的测度方法证实了中小企业在创新效率及部分行业创新产出方面具有优势。     

国际化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代表国际化程度,建立了企业创新产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并利用全国30个省(市)2006—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国际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化是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从国际化中获益;国际化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企业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其中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大。     

卖空压力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视角,检验了资本市场的卖空压力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历次融资融券扩容为政策冲击,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卖空与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结果显示:加入融资融券标的后,国有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量相比民营上市公司有显著增长;卖空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地方国有企业上更为显著。     

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考虑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依据行权条件和行权有效期将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分为"高标准型"和"低标准型",利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两类样本组中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媒体关注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呈倒U形关系;"低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度越高,"高标准型"组中两者倒U关系的拐点越滞后,同时"低标准型"组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越弱。     

双向管理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

管理创新研究存在“重引进,轻输出”的不足,且大多聚焦于管理创新引进行为,对企业管理创新输出行为尚未作深入探讨。实践中,管理创新输出较普遍,企业出于利己和利他动机,会主动对外输出其内部管理创新。通过整合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界定了双向管理创新概念的内涵,探讨了引进与输出管理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传导作用机制,并基于广东省1 198家科技型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管理创新引进和输出与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关系;管理创新引进和输出与研发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研发投入在管理创新引进与创新产出、管理创新输出与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科创企业能力及制度组态效应对产品与流程创新的影响路径对比：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QCA分析

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在组织创新中分别发挥着硬性能力和软性制度的创新驱动作用,但现有文献鲜有对其差异进行分析。以400余家科创企业为调研对象,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从制度层面与能力层面探讨产品创新、流程创新驱动要素及驱动路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①科创企业初创期产品创新驱动路径分为授权主导型和职业-容错主导型,且后者更能促进产品创新;发展期产品创新驱动路径分为绩效评估主导型、授权主导型、职业-学习主导型、容错-学习主导型,其中,绩效评估主导型更能增进产品创新;成熟期产品创新驱动路径分为绩效评估主导型、容错主导型、授权-学习主导型,且授权-学习主导型更能增进产品创新;②科创企业初创期流程创新驱动路径仅有容错主导型;发展期流程创新的驱动路径仅有绩效-职业-学习主导型;成熟期流程创新驱动路径分为绩效-学习主导型和职业-容错主导型,且后者更能增进流程创新;③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驱动路径在初创期具有容错共性;发展期在绩效评估、职业发展与学习能力方面具有共性;成熟期在绩效评估、容错能力与学习能力方面具有共性。     

双元创新、企业家冒险倾向与企业绩效研究

基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选取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探究双元创新、企业家冒险倾向、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双元创新中的探索式创新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创新作用不显著;企业家冒险倾向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并能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但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家冒险倾向是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半调节变量,在分组检验中,对非国有企业组起显著调节作用,对国有企业组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企业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带动企业绩效水平提升提供路径参考。     

开放式创新社区中用户参与创新对企业社区创新绩效的影响——社会网络视角

互联网技术能够促进开放式创新社区发展,但部分社区未给予企业相应回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开放式创新社区下社会网络、用户参与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探讨社区网络内部各维度间的联系及其对用户创新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用户创新参与行为对企业社区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以小米MIUI社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社区中社会网络三维度相互影响,关系维度对用户创新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认知维度对行为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对行为广度具有消极影响。此外,行为深度对企业社区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但行为广度与企业社区创新绩效无关。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1281家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股票流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来看，股票流动性会抑制企业创新，而且对后期抑制作用更大；企业规模和行业特征是影响“股票流动性-企业创新”关系的重要因素，即股票流动性对大型企业和传统行业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小型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企业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研究显示，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在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间起双中介作用，虽然股票流动性对二者的作用方向相反，但最终都会导致企业创新水平下降。     

创新资金使用结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创新产出分为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以2011-2017年我国内地28省份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在控制创新资金规模不变的前提下,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创新资金使用结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自主研发资金比例与专利申请量、新产品销售收入显著正相关,技术引进和技术购买资金比例对专利申请量影响不显著,技术引进和技术购买资金比例与新产品销售收入显著正相关,技术改造资金比例与专利申请量、新产品销售收入负相关;自主研发资金比例在专利申请量、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当自主研发资金比例跨越门槛值后,其对专利申请量的促进作用减小,而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促进作用增大。该结论从创新要素结构视角拓展区域创新理论,对提升区域工业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及融资政策分析

在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技术创新所引起的资金需求扩大化与有限的资金供应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现实经济环境和现有国家金融政策、财税法规的条件下,创建了化解这一矛盾的融资政策新体系,探寻了适应技术创新企业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的融资新方法,并针对当前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政策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     

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随着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创新成为保证企业发展活力的第一动力。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探究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组织惯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实现,当组织惯性程度高、动态能力强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也会相应增加;制度环境在组织惯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正向关系中起强化作用,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越好,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也就越强。     

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多元机制研究——来自中国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的证据

创新政策一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是一种具有市场导向性的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政策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的原因尚不清晰。选取对我国技术突破有重要作用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采用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聚焦2011年国家对软件与集成电路行业的两个税收优惠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非发明专利申请无显著影响。融资约束、企业避税行为等是税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另外,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规模、产权和区域企业有不同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产出促进作用更大。从税收优惠政策长期影响看,该政策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存在时滞性,而发明专利申请在政策发生当年就显著增加。研究结论可为明晰税收优惠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