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加速与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系统揭示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和空间杜宾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发明创新绩效均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的创新绩效和非发明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发明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及差距背后的机制。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且通过空间计量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该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但对毗邻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却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和抑制作用。第二，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并未得以改善反而扩大，跨过拐角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才得以改善。第三，从区域特征来看，东部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改善效应更明显。因此，加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文化消费数字化和文化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是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颠覆了企业创新环境,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规模与行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强;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条路径赋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相较于知识流出,知识流入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实施差异化数字转型战略的建议,希冀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数字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 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结构以及城镇化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有限,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且仅在东西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其数字化程度却产生明显抑制效应;仅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影响。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低城镇化率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且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数字金融监管,促进数字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圈与城镇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在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The Path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Since its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re on the wane, China should use digital economy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Based on microscopic data of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hina’s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ir influence,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Our conclusions includ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digital economy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region, but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at of adjacent regions;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exerts a mediating effect when digital economy impacts China’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with the share of import trade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 before the threshold, 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whole country after the threshold. Therefore,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promoting trade upgrade.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quality, the centraliz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we should gradually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xport enterprises.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面板数据,测度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对本省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均有促进作用,而在部分矩阵下对省际创新发展有负向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人才投入与外商投资均对区域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建议加强区域技术联系与资源共享,打破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创新发展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施创新资源精准投入,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应用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区域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引入耦合理论,分析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其中,R&D活动和数字产业化程度对两者影响显著;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在大部分地区表现为从低耦合阶段逐步进入磨合阶段或者高耦合阶段,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整体上东南地区优于西北地区。针对耦合现状,提出当前仍需不断优化要素配置、调整政策侧重点、加强区域协作等政策建议。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要素及时空差异——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稳步上升,空间聚集及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空间依赖性强。R&D投入强度、科技研发成果、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及城镇化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为负;经济地理距离相近省份R&D投入强度、财政教育支出及城镇化率对本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科技研发成果、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及互联网基础条件的影响均为负。西部及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人力与科技财政支出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大于其它地区,而东部地区科技资金投入、科技研发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度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大于其它地区。     

科技人才区域集聚为何不同——基于创新环境空间差异的解释

我国科技人才集聚具有地区差异性,并且与创新环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同位与同向演化特征,因此,从创新环境空间差异这一角度解释科技人才在区域集聚上的不同具有合理性。利用2010-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区域创新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总样本下,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显著促进本地区科技人才集聚,并对周围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在分样本情境下,地区创新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创新环境均对本地科技人才集聚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创新环境的本地科技人才集聚作用最显著,西部地区相对较弱,同时,东部地区创新环境对邻近地区科技人才集聚具有显著虹吸效应,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未有体现。据此,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不同创新环境改善建议,以促进科技人才集聚。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从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管制推动力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理想解法的动态评价方法、熵值法和“厚今薄古”归一化法对中国内地30个省市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综合研判。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水平不高,区域间差异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空间自相关,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态势显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重心落点集中在河南省南部地区,与经济重心和高技术产业重心的迁移轨迹具有相似性,且东西方向上的移动距离相较南北方向更大。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制定针对性策略,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搭建企业、政府、高校、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绿色创新环境平台等相关建议。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以2015年分批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得到如下结论：①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加速知识与信息技术跨区转移、流动以及扩散，培育创新增长极，对相邻区域、经济联系较紧密区域产生较强的创新示范效应；③从中介效应看，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大众创业创新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④从异质性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填补区域间“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