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来自中国内地26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7年中国内地261个城市数据为例，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与动态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分别基于协调、非协调与空间溢出情境，对制造业集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协同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更能助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当城市化水平超过0.424 1、制造业集聚度小于0.706 7或超过1.291 1时，非协调协同驱动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激励机制便会失灵。全样本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能够为整体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机遇。但长期来看，地区间要素流动和重组将引致绿色先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稳态微妙失衡，从而导致期望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中断。异质性城市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当前绿色极点仍集中在新一线、一线与二线城市，三线、四线与五线城市的绿色极化效应尚不显著，区域间绿色回流与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新型城镇化、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城市群产业发展

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已不可持续,为此“十八大”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通过要素空间集聚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例,解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集聚的外部经济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在要素集聚和分散的自由流动中城市群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最终实现不同层级城市的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未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体系构建中,应发挥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才和产业的双向互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促进地区产业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协同创新视角下长三角地区OFDI对创新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视角,以2008-201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城市创新水平的均衡性和空间集聚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协同化发展成效日益显著,城市间不平衡性逐渐降低,且创新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空间上扩散至整个长三角地区。进一步的门槛回归发现,当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别跨越各自门槛值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得到加强。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区位熵指数描述了2012-2017年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格局,同时,将地理空间因素纳入面板模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京津冀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利用偏导数矩阵的方法对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分析了产业集聚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当前阶段,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引致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负,起抑制作用;第三,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集聚作用较弱,产业资源错配、缺乏协同共享机制现象明显;第四,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入、技术创新、外商投资等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和金融投资对京津冀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土地资源错配与经济波动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了一个采用时变引力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自滞后模型(SLX),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本地区土地资源错配能够减缓邻近地区的经济波动,即土地资源错配会对经济波动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密度边际波动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三类不同等级城市间,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尽相同:在自上而下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并不是每类高等级城市都对低等级城市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在自下而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中,每类低等级城市都对高等级城市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等级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则并不显著。     

要素流动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制造业升级

数字政府、机器换人以及智能制造等现象为审视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国内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基于2006—2020年283个地级市样本数据，探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升级，并且通过资本、劳动要素流动分别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负向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要素需要跨越流动规模“临界点”才能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对其他地区制造业升级、资本要素流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劳动要素流动发挥的空间溢出作用有限，通过要素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间接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鉴于此，倡导政府间进行“适度竞争”、优化地区资本配置、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并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有力举措。     

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

利用2006-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共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拓展DEA法对两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探析互联网发展对创新要素在城市群流动的协同创新效应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存在群际差异;在两大城市群内,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现非线性,创新人员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倒U型”特征,创新资本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相应拐点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异质性。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加速县域流通产业发展是巩固产业脱贫成效、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基于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区)2001—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了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县域流通产业总体规模扩大但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流通经济联系度(量)不断上升,"增长极(冷水江)—最弱极(古丈)"特征明显;流通产业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性,局部集聚态势减弱但两极分化明显;劳动力、技术进步、政府扶持和城镇化对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市场需求的促进作用有待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对周边县域流通产业发展产生负外溢性。     

人力资源服务业空间集聚组织模式研究

人力资源服务业在我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同时也面临着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规模较小、档次较低、集聚化水平不高、集聚内部驱动力欠缺、外生机制推动不足等问题。从空间组织理论视角研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内外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3种空间组织模式：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圈层式集聚模式、围绕高人力资本的综合化集聚模式、由政府主导的人力资源产业园集聚模式,旨在为人力资源服务业集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全国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少剔除）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加速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该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集聚、研发要素流动与产业竞争力——以高端服务业为例

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了高端服务业集聚、研发要素流动影响高端服务业竞争力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表明,高端服务业竞争力与高端服务业集聚度、研发要素流动、劳动力数量、工业品支出份额正相关,与产品间替代弹性负相关。继而,利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含港澳台地区）2003—2018年数据,空间探索性分析发现中国省域间高端服务业竞争力存在明显空间正自相关性。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结果也很好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表明高端服务业聚集度、R&D人员流动量和R&D资本流动量的提升正向促进高端服务业竞争力,但三者的总效应主要是由直接溢出效应决定的。本文结论为我国进一步促进高端服务业集聚,统筹区际间研发要素流动,进而提升中国高端服务业竞争力提供政策启示。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效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创新是国家发展第一动力,产业集聚是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关键途径之一,研究二者关系有利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完善区域创新政策。基于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全产业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利用多种空间矩阵分析产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先上升后下降,具有阶段性特征;(2)产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从溢出效应来看,多样化集聚对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的区域创新效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应加快发展产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提高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多样化集聚对相邻区域创新效率的扩散作用。     

科技投入超效率测度的偏DEA分析与资本驱动的区域协调

现有科技活动效率研究存在异质性缺陷，导致无法深入分析引发效率差异的区域演进成因。应用超效率测度理论结合偏DEA视窗法，实证分析2010—2019年全国内地30个省（市）科技活动效率的动态演化进程，并从科技资本投入视角构建面板数据方程，考察不同资本类型驱动下我国科技投入效率空间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同时，应用Moran′sI指数衡量各省（市）科技活动效率与空间集聚关联性。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我国科技活动效率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减缓—明显下降的发展态势，其中，东北地区效率饱和，投资冗余明显；华北地区效率偏低，高效率省（市）带动能力突出；华东和中南地区效率呈螺旋式上升，区域内省（市）组团差异明显；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效率偏高，但省（市）分化差异明显。从整体看，我国科技活动效率溢出能力显著，政府资本与企业资本对总效率溢出呈正向影响；外来资本对总效率溢出无明显影响，且资本效应的空间关联性不显著，绝大多数省市的科技活动效率提升处于资本弥补阶段，极少省市处于资本驱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