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与中国OFDI企业“走下去”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相结合的视角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也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金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中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面临能否“走下去”的困境.本文创新性的基于“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视角,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体系,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东道国金融生态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机理,重点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2013-2017年204家上市企业在30个沿线国家的投资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并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跨国并购和国有企业短期内“风险偏好”的特征得以证实.     

大国市场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国内超大市场规模的国家竞争优势

本文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将国内市场潜力与企业GVC地位置于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5年微观企业数据对国内市场潜力与企业GVC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国内市场潜力能够促进企业向GVC高端环节攀升,证明了大国市场可以作为企业GVC地位提升的动力来源。解构国内大市场优势因素发现,国内超大市场规模引致的虹吸效应、集聚效应、竞争效应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以及提升生产和研发效率的内在渠道促进企业向GVC高端环节攀升。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国内市场潜力优势不仅可以促进本行业企业GVC地位攀升,还可以通过国内价值链的传导途径带动上下游行业企业GVC地位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对华反倾销会影响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吗?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企业遭遇东道国反倾销制裁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究反倾销壁垒对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并利用2000—2020年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和世界银行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反倾销措施在整体上会降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成功率，尤其是当东道国制度质量较差、与中国文化距离及地理距离较远、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时，反倾销制裁对并购成功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反倾销制裁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贸易竞争力进而抑制并购成功率。进一步考察发现，反倾销制裁的“跟风效应”对跨国并购成功率存在着明显的跨国和跨行业负向溢出作用，东道国反倾销制裁网络中心性的提升会对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能够缓解反倾销制裁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跨国并购成功率。     

东道国负面舆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GDELT大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基于大数据的全球新闻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构造了2015—2019年全球192个国家（地区）媒体涉华舆论指标，检验了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国对华舆论越负面，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不仅在当期显著，滞后两期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在不同投资进入方式下无显著区别、而在对资源和技术获取动机敏感的地区以及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政治类和经济类话题的负面舆论均产生不利影响，前者影响见效更快，后者需要更长的发酵期。本文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特别重视敏感东道国的舆论环境风险，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于缓解东道国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金融危机阶段，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理性思考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既带来了难得机遇，也带来了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应更加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构建全球条件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跨国公司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战略的相关性

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分别是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主要论题,但现有研究缺少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分析。本文以中国FDI的“引进来”部分（IFDI）和“走出去”部分（OFDI）为倒,分析中国作为东道国引进外资时和其作为母国对外投资时在行业选择上的差异;并考虑地点选择因素,研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行业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在中国投资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行业选择上是否存在区别。通过跟踪200家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和40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118个项目）的投资产业、母国和东道国信息,运用描述统计和卡方检验得出实证结论：外商来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在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上都存在差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华投资行业的技术含量有显著不同,即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存在相关性;但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受资源寻求动机的强烈影响,其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在行业选择上没有体现出差异性。     

RCEP 框架下企业 OFDI 技术利益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及其技术利益格局会深远影响成员国的后续科技创新与合作。本文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技术利益，结合企业、环境、东道国与OFDI特征研究中国企业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问题。研究发现：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实现技术利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管理效率的提升强化技术利益的实现能力，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化技术利益实现的动机。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能实现更多的技术利益，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技术利益实现水平；企业OFDI水平越高、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技术利益实现效果越好；投资到RCEP国家的企业相比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技术利益。     

认知邻近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行业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fDi Markets绿地投资数据,在企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企业潜在比较优势和本地相关知识溢出的双重影响,从认知邻近的视角探究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行业选择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跨国企业同时存在行业内投资和跨行业投资行为,投资行业与自身知识库联系紧密但又不完全一致。(2)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行业选择同时受到企业潜在比较优势和城市相关知识溢出的显著影响。(3)企业异质性显示,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绿地投资仅依赖自身能力,而民营企业的本地嵌入性更强,更加依赖城市知识库;小规模企业和首次绿地投资企业因自身缺乏经验,也更加依赖城市知识库。(4)城市异质性显示,企业所在城市经济复杂度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其绿地投资行业决策越可能受到城市知识库的影响。此外,研究还有助于认识中国企业绿地投资行业演替的微观过程及其机理,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政策建议。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Financial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b-prime lending crisis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hich is evolving into an economic recession sweeping across the West. Financial crisis leads to the demand reduc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as the largest manufacturing country, China must face overproduction. The role of China as ＂world factory＂ determines that financial crisis will severely attack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heavy dependence on export, low-level manufacturing link, lack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tech industry, weak independent innovative ability, unsustainable exploration of heavy-pollution resources, and lack of international famous brands. How to transform crisis to opportunities is an urgent research topic.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financial crisis.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more external drives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refore, financial crisis become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improve itself based on the existing accumulation but also a chance for China to transform from ＂world factory＂ into a powerful n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开放型技术双元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13个子行业1853家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构建Translog模型，分析开放型技术双元及其不同技术组合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有效平衡与吸收开放型技术双元形成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要素替代成本，促进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向高技术探索与开发组合的内生驱动转化。技术开发成为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充要条件，技术探索为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双重作用下，内资企业高技术开发组合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受技术门槛和技术控制约束，技术探索只有在内资企业具有足够开发能力时才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双元组合催生形成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多元化路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进口竞争攀升的低技术双元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较高的外资吸收效率对母国开发与跨国开发技术组合吸收更具适应性，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竞争攀升特征；技术密集型行业积极的母国探索倾向与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协同攀升特征。     

需求竞争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形成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升级困境与突破

从需求竞争角度入手,是理解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升级困境来源的关键切入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型封锁"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技术势力与市场势力的融合,而市场势力是决定性因素。我国国内需求不足与结构失衡是导致"结构封锁"的主要原因。中国本土企业对发达国家"结构封锁"的突破之道在于:本土市场高端需求的培育与需求结构的协调;"自主独立"与"交换酬码"的战略平衡;"市场创造技术"与"市场交换技术"发展策略的平衡。     

高铁“走出去”的问题与路径分析

我国高铁在“走出去”过程中,在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竞争对手、项目融资以及东道国政治环境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给中国高铁企业带来了困扰和障碍。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高铁企业应对困难和挑战的对策,指出高铁企业走出去应根据自身实力确定目标市场,选择走出去的层次、项目类型以及实施模式。在现阶段,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大型建设承包集团与高铁制造企业通过组成联营体,采用投资、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的方式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设备输出的“集成输出”,是开拓海外高铁市场的有效方式和路径。     

国际技术势差、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本土企业技术进步

全球经济大变局背景下,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全球优化布局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效发挥至关重要。基于技术势差视角构建“走出去”企业与当地企业间的技术扩散吸收模型,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发生机理,并以2005—2019年78个经济体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验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能够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存在时滞性和阈值效应：当国际技术势差过大时,“走出去”企业难以通过技术扩散获取新技术,无法实现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反哺;只有当中国与东道国的TFP比值处于合理区间时,才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加快技术积累和其它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也是推动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国际化扩张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了吗——环境规制与行业规范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考察国际化扩张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国际化扩张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创新红利,有效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强化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行业规范则在两者间起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和国有跨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加显著,绿色环保政策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引导跨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企业GVC嵌入的负面影响机制与风险研究*

对于全球价值链（GVC）运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不只是短期冲击，也是长期考验。由此产生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从突然暴发，到常态化，再到最终结束的发展过程中，新冠疫情会对中国制造企业的GVC嵌入产生何种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梳理GVC理论，分析后发制造企业GVC嵌入的价值分配和压力来源，剖析其嵌入成本，指出新冠疫情会突然冲击GVC嵌入企业的现金流，常态化影响其产品成本，长期化提高其嵌入GVC的机会成本，并由此引发破产倒闭风险、挤出脱链风险和重构脱链风险。基于负面影响机制的识别和风险研判，本文提炼和阐析了干预政策的作用点，论证了在缓解疫情冲击风险的诸多干预政策中支持转型相比金融纾困、畅通物流相比复工复产、稳定价格相比减免税费的重要性。基于当前中国干预政策存在重纾困转型、轻标准规则的不足，提出要加强对GVC新标准或新规则的前瞻性引导与适应；基于其他国家干预政策对中国制造企业GVC嵌入的复杂影响，提示要系统识别国际政治风险并加强风险防控。     

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进入越南市场研究

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拥有的战略地位,根据日前的多项调查,越南一跃成为东盟10国中的最佳投资国。越南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标市场,伴随企业而产生和发展的会计师事务所,理应迎合中国企业走进越南的"浪潮",积极寻求在越南市场的落足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不仅有益于自身的发展,也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对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及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有重要意义。     

混业经营与金融体系稳定性:基于银行危机的全球实证分析

银行混业经营不仅关系到自身效率的提高,更关系到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全球范围内61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国家对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越少,该国的金融体系越趋于稳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也越小。不仅如此,在宏观经济越不稳定的国家,其一般性银行危机演变为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概率也越大。